SISU┆译思长存：深切缅怀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教授(9)

对翻译文学史的性质及其编写问题的研究是译介学研究提出的一个富于个性特色的研究命题。《译介学》指出，翻译文学史究其实质是一部文学史，所以它应该与其他文学史一样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即作家、作品和事件。只是翻译文学史中的这三个基本要素与一般的文学史有点不一样：翻译文学史中的“作家”指的是翻译家和原作家，“作品”指的是译作，而“事件”则不仅指的文学翻译事件，还包括翻译文学作品在译入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等事件。因此，编写翻译文学史不仅要勾勒出文学翻译的基本面貌、发展历程和特点，还要在译入语文学自身发展的图景中对翻译文学的形成和意义作出明确的界定和阐释。

季羡林与谢天振《译介学》提出，编写翻译文学史首先要认定和承认翻译家在翻译文学史里的主体性和地位。以中国为例，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就出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翻译家，如林纾、苏曼殊、马君武、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茅盾、巴金、傅东华、朱生豪、傅雷、梁实秋，等等，他们的文学翻译活动使得外国文学的图景生动地展示在了中国读者的面前，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翻译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的内容，他们是中国翻译文学史中理所当然的“作家”。
翻译文学史里的另一个“作家”是原作家。《译介学》建议不要提“原作家”，而改提“披上了译入语国家外衣的外国作家”，因为一提“原作家”，不少人就会把他（她）与源语国那个作家混为一谈了。而翻译文学史要关注的是已经译介到译入语国家来的“原作家”，对于他们及其作品最初的译介情况，其作品在各时期的翻译出版情况和被接受的特点，尤其是某具体作家或作品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译介情况，都应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描述和阐释。
《译介学》在对翻译文学史进行研究时特别强调不要把翻译文学史混同于译入语国的社会发展史，而应该寻找能够体现翻译文学史自身发展特点的历史节点。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在主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一书时，没有像某些同类著述那样简单地把“五四”照搬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的起点，而是选择了更具翻译史自身特点的1898年作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