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U┆译思长存：深切缅怀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教授(8)

然而，尽管如此，问题还是客观存在的：你为何在编写中国文学史时，选择鲁迅、茅盾，而不选高尔基、赛珍珠呢？是根据作家写作时所用的语言文字吗？显然不是，否则世界上凡是用英文写作的作家岂不都成了英美作家了？是根据作品的题材吗？也不是，否则赛珍珠就可视作中国作家了。这里唯一的依据，根据译介学的研究，就是作家的国籍。那么翻译文学作品的作家是谁呢？当我们手捧一本中文版长篇小说《高老头》时，我们往往会脱口而出说它的作者是巴尔扎克。其实，我们这样说时忽视了译者的存在，因为巴尔扎克是不会用中文写作的，我们此时所读的作品是翻译家傅雷在巴尔扎克的法文原作的基础上再创造出来的作品。因此，严格而言，翻译文学作品的作者是翻译家。而根据翻译家的国籍，我们也就不难判定翻译文学作品的国籍归属了。
不难发现，译介学研究从文学作品有多种存在形式这一角度切入，通过把翻译与改编进行具体的比较，指出翻译也是文学作品一种存在形式，从而揭示出了文学翻译作品的独特价值与意义，并最终为翻译家及其译作在译入语文学文化语境里找到了他们应有的位置。著名翻译家方平生前对译介学的这一努力推崇不已，他甚至建议我把《译介学》的书名就改为《翻译文学——争取承认的文学》。“这多有气魄啊！”他对我说。我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因为译介学的目标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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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翻译家的国籍，为翻译文学在国别文学内找到了一席之地，却并不意味着翻译文学与译入国文学是一回事。《译介学》认为，翻译文学是译入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同时还应看到它是译入国文学内相对独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也就引出了编写翻译文学史的问题。
然而，在《译介学》问世之前，国内翻译界对翻译文学史许多问题（如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之间的区别，翻译文学史的编写结构，如何确定翻译文学史的起点，如何对翻译文学史分期等）的认识是模糊不清的，也几乎无人问津。从这个层面上而言，《译介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似乎也体现出了一定的领先意识和独特意义。
在《译介学》看来，之前出版的以叙述文学翻译事件为主的名为“翻译文学史”的著述并不能视作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文学史，而只能视作“文学翻译史”。《译介学》指出，文学翻译史以翻译事件为核心，关注的是翻译事件和历史过程的历时性线索，而翻译文学史不仅注重历时性的翻译活动，更关注翻译事件发生时所处的文化空间，译者翻译行为的文学和文化目的，以及外国作家在译入国（如中国）文学视野中的传播和被接受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