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U┆译思长存：深切缅怀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教授(11)

至于本书《译介学概论》，其实本来并不在我今年的写作计划之内，但因为要给与共和国同龄的母校——上海外国语大学的70周年校庆献礼，而我又不想拿某一本现成的书充数，便在原先的《译介学》和《译介学导论》（以下简称“导论”）等著述的基础上，补充、扩展成为一本《译介学概论》（以下简称“概论”）。

从目录看，“概论”的结构布局只有六个章节，但其实《译介学》关于翻译文学和翻译文学史的内容、“导论”关于翻译研究与当代文化理论关系的内容等都已收入其中。而不无必要一提的是，在上述内容以外，“概论”还新设了一章“译介学与文化外译理论的探索”，其中的第一、第二两个小节把我近年来关于文化外译理论的思考也全都囊括进去了。第一节分别对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成功经验和西方翻译史上传教士成功的外译实践进行了分析。我提出，在我国的佛经翻译史上曾经有不少“外来和尚”参与并主导了佛经翻译，他们的这种翻译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一种“文化外译”，他们的成功经验应该可以为我们当下的文化外译提供借鉴。至于西方翻译史上的传教士，如果撇开其中的宗教因素不谈，我认为他们是中西翻译史上从事文化外译最成功的人，他们的一些做法，如利玛窦崇尚的“不以我为主”、传教时“一手拿福音书，一手拿几何原本”等主张，都是可以让我们今天在从事文化外译活动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的。
第二节也先从历史的角度，对中西翻译界的一些基本理念（如“翻译要忠实原文”“原文至上”“信达雅”等）的形成与演变进行了梳理。然后指出，我们当下在从事文化外译时片面地理解了这些建立在“译入”经验基础上翻译理念，看不到“译入”与“译出”的差异，更认识不到译介学的基本规律，而是急于求成，希望一蹴而就，结果却事与愿违，导致我们文化外译的实际效果至今还不是很理想。其中的症结就在于我们片面理解了长期在翻译界占主流地位的某些翻译理念，忘记了翻译的“初心”——实现跨语言、跨文化的切实有效的交际。该章的第三节“三则国际翻译日庆祝主题的启示”分别对2009年、2012年、2015年国际译联颁布的三则庆祝主题进行了我独有的解读和阐释。2009年的庆祝主题是“Working Together”（中国译协网站译为“携手合作”，我译为“合作翻译”），我结合国内外翻译界的现实变化指出，我们今天的翻译行为和活动已经从“书房”进入了“作坊”，翻译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职业化时代，它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行为，所以需要“携手合作”（实为“合作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