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周大伟的译著《美国法律史》，才知道“五月花号”骗了你(8)

当然，《大宪章》在英国的经历也是一波三折。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发生在17世纪初，当时继位的詹姆斯一世和他的儿子查理一世企图继承和扩展斯图亚特王室的绝对君主专制，引起了大部分贵族和中间等级的不满，议会也起而反对国王。
1642年内战爆发，最终查理一世战败而被送上了断头台。在这场斗争中，《大宪章》第一次被解释成英国的根本大法。王权在反对者的面前，不得不为某种义务而签署协议，双方建议相互承诺，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开端。
尤其是在财产权的进展方面，国王对贵族的让步巩固了欧洲自古以来的财产权传统，使有产者阶层的社会地位获得法律的保障。而且，随着议会权力的壮大，英国国王不得不让渡财力，英国得以发展出独立而高效的征税体系。削弱专制君权的过程，使得绝对权力终于有了对立面，它象征着绝对专制的动摇。
这一人类制度史上的深远成就，其实就是法治从无到有的过程。
可见，从13世纪起，英国就开始了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型。在以后的数百年中，这一制度的框架逐渐稳固下来——整个社会制度的变化都不是根本性的变化，大多数演化都是技术性和渐进性的。
我们可以说，至少从13世纪开始，英国就走上了一条与欧洲大陆不同的道路，而且它渐行渐远，随着海外殖民地的扩展，把这一制度的种子传播到了北美洲和大洋洲，最终迫使整个欧洲甚至整个世界都不得不跟上它的步伐。
没有人否认，英国《大宪章》是伴随着中世纪英国社会发生的种种偶然事件产生的，同时它又是当时社会发展中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产物。英国的历史是独特的，《大宪章》在英国的演变历程在另一个国家完全不可能被复制。但是，其中凸显出来的文明精髓却可以供整个世界分享。这种文明的精髓如同茫茫大海中航行的灯塔，它不仅照亮了自己曾经走过的黑暗，也为所有后来者提供了光芒。
正如爱德华·柯克（Edward Coke）所作出的深刻评论：
“如果是金子，总会发出光来。正如淘金者在流沙中不会遗漏掉那些看上去最为琐碎的金子一样，有智识的阅读者们自然不会忽视这部法律中精髓部分的每一个字。”
这件事情非常耐人寻味。它似乎蕴含着一个十分重要的启示：人类的文明有可能首先在一个地域或在一小部分人群中被创造发明出来，这种文明可以出乎人们意料地超越某种自身的局限，最终铸造出了抽象的人道和人权意义，以及相应的制度保障。
每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发展或许不同，但是在文明先行者最先创造的精髓面前，完全可以将其直接借鉴和引进，并没有必要将这个创造的过程再重复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