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周大伟的译著《美国法律史》，才知道“五月花号”骗了你(10)

20世纪70年代前后，随着英国12世纪以来教区档案资料的充分发掘，人们开始注意到韦伯的理论假设与事实之间存在很大出入。
如果我们承认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公民权利、以司法独立为前提的有限政府、以科层制为基础的官僚行政体制和以平等交换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是现代社会的基石，那么这样一种社会起源于13世纪的英国。
依照劳伦斯·弗里德曼教授的“法与社会运动”的理论来解释，理性资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它产生的原因。
或许是受到韦伯的理论假设的影响，不少研究学者对充满新教色彩的《五月花号公约》甚为推崇，认为它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份政治性契约。我以为，《五月花号公约》中体现的更多的还是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支撑签约人相互信任和遵守契约的动因，主要还是来自信奉上帝旨意的力量，而未必是契约背后本应具备的法律强制力，因为任何一份没有法律强制力保障的契约，实际上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契约。
从严格的民法意义上说，契约签订人首先应当是在市场条件下有充分选择权的自由人。
然而，“五月花号”靠岸之后，一方面，下船的人们举目四望，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既没有领主和头人，也没有国王和皇帝，似乎来到了一个世外桃源；但是另一方面，人们面临的选择又十分单一。
举目无亲的北美大地，加上严冬时节的恶劣气候，这些人如果离开团队便陷入生存绝境。他们除了签这个“投名状”，还会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此时，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凌驾于公约之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签署公约的清教徒们只有谨守自己对公约的承诺、支持他们的“自治政府”，才可能免于人与人之间基于暴力的杀戮、征服和奴役。
幸运的是，这个类似“投名状”的《五月花号公约》当时的确算是一份先进和文明的契约。
18世纪英国法律史学家梅因曾经深刻地指出：“所有社会进步的运动，到此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
人类在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演进过程，是一个漫长和痛苦的过程。人类基于契约的合作是文明的重要开端。契约，让人类摆脱了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成为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五月花号公约》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份政治性契约，更在于签约人对契约的信任和遵守，从而与近现代世界史政治文明产生了接轨。
《五月花号公约》尽管算不上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份政治性契约，但《五月花号公约》在内容上否定了在欧洲大陆由来已久的君权神授思想，否认了统治权无须平民认可的传统，它所呈现出的依法管理、民众自治理念成为其他北美殖民地竞相效仿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