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周大伟的译著《美国法律史》，才知道“五月花号”骗了你(9)

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家布莱斯（Viscount Bryce）曾说过：
“《大宪章》是英格兰民族宪政历史的起点，它将自由政府的理念不仅与英格兰联系起来，还与英格兰民族所到之处以及这个世界上讲英文的地域连接了起来。”
后来，发生在北美大陆的故事，就是一个明证。
这个发生在英国的法治社会开端，伴随着经济和自由贸易的发展在逐步生长。当英国人开始在北美洲建立殖民地的时候，它已经持续渐进地改革了四百多年。此时在英国这个母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已经有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雏形。
西方的一些著名学者（例如马克斯·韦伯等）在研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原因的时候，往往会特别强调英国的宗教改革以及清教徒运动的重要作用。然而，宗教改革是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兴起的。
宗教改革的发源地是德国；而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也不是英国，而是意大利。如果宗教改革和人文主义思潮对现代民主制度的确立具有普遍意义的决定因素，那么为什么德国和意大利没有最先确立现代宪政制度呢？
美国知名制度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A. 罗宾逊（James Robinson）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阐述到，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学说并不能自圆其说。
尽管新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例如英国和荷兰）的确率先在经济上获得了成功，但是像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期间也同样成为富裕的国家。
而在东亚地区经济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里，像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其中没有一个在任何形式上与基督教有什么关联。
所以，在所谓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经济成功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的观点并不能获得足够的支持。
按照韦伯的论断，理性资本主义，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市场经济，起源于15世纪宗教改革后产生的一种新教伦理。
这种伦理把积累财富作为服膺上帝的一种天职；而旧教则把人类自身消费以外的财富作为罪恶之源。
因此，韦伯理论在当初解释了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率先在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德意志北部乃至北美大陆那些新教地区取得了成功，而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欧洲南部等旧教地区却由于缺乏“资本主义精神”，因而在经济上远远落在了后面。
马克斯·韦伯具有新颖性的社会发展理论假设，一度光芒四射，成为引领20世纪历史学和社会学潮流的学说，同时也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不断引发人们讨论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