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重译《飞鸟集》——从中国人最喜欢《飞鸟集》谈起(2)

2024-09-29 来源:旧番剧
泰戈尔的学生、1916年访日期间的印籍翻译穆克尔·迪伊(Mukul Dey)记述,泰戈尔曾在三溪园与主人、来访宾客探讨日本俳句之美。那些创作于日本的《飞鸟集》诗歌,就深受其影响。日本俳句,又深受中国汉诗绝句的影响。《飞鸟集》通过日本俳句,很可能间接地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更喜欢《飞鸟集》而不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吉檀迦利》。
当然,中国人更喜欢《飞鸟集》,也可能有翻译原因:就中译本而言,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吉檀迦利》都远不如《飞鸟集》。当然,也许是互为因果,正因为最喜欢《飞鸟集》,所以,中国人非常热衷翻译它。截至2023年12月31日,我发现,竟然有高达44个不同译者翻译出版的中译本。
《飞鸟集》最早的中译本,可能是王靖译本《迷途的鸟》,发表于1921年第7、8期合刊《新人》杂志上。后来,又有如音译本。这些均是节译本。郑振铎译本,最初也是节译本。1922年,郑振铎先生节译出版《飞鸟集》。之后,他又修改、节译出版更多的《飞鸟集》诗句。1956年,郑振铎全译本《飞鸟集》出版。此后,陆续出现许多译本。
此前,绝大多数专家认为,郑振铎译本《飞鸟集》最为经典。不过,郑振铎译本也存在不少问题。1920年代,梁实秋先生等大家对此有所评析。此后,也不断有人对郑振铎译本提出批评,比较一致地指出:有不少误译、漏译,有大量非常生硬的欧化语句等等。

为何重译《飞鸟集》——从中国人最喜欢《飞鸟集》谈起


钟书峰译本《飞鸟集》,微信读书出品
例如:第34首,是用拟人手法,鞭挞忘恩甚至负义之人的。也许,像“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卢梭这类人,可能就是泰戈尔诗句讽刺的对象。在年老色衰、贫病交加时,华伦夫人曾恳求有能力的卢梭施以援手。可是,关注抽象之人甚于具体之人的《社会契约论》作者卢梭,竟然置之不理。要知道:收留、培养和塑造卢梭的,是华伦夫人!华伦夫人最得意的杰作,是卢梭!华伦夫人,是卢梭亦师亦母、亦妻亦友的女人!华伦夫人,是卢梭弥留之际所说的“最好的女人”!但是,郑振铎先生译文疑似没有准确把握这一点,没有觉察到文中“thanks”指向的动作实施者,不是河流,而是其他,就是说,不感谢的,不是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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