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重译《飞鸟集》——从中国人最喜欢《飞鸟集》谈起(4)

文学大家郑振铎先生误译如此之多，究其原因，恐怕是：
首先，郑振铎译本《飞鸟集》，虽然不是第一个中译本，但是，仍然不失为开拓者。因此，难免不会不存在开拓者通常会存在的翻译问题。
其次，郑振铎先生翻译时，正是现代汉语形成时期。正如同时代的鲁迅文章，在现在看来，存在语病一样，郑振铎译文也难免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与局限。
再次，郑振铎先生翻译时，没有我们现在的便利条件，也会影响翻译质量。
无论如何，中国人最喜欢《飞鸟集》，可能还有泰戈尔《萨达那：生命的证悟》译序所谈到的原因：
泰戈尔作品尤其是诗歌，推进了中国白话文运动特别是现代诗歌、散文的发展。泰戈尔诗歌或者散文诗引进中国之时，正是中国白话文以及现代诗歌、散文初步发展之际。“五四”运动后创作的现代新诗、散文，不少作者毫不讳言，都从泰戈尔诗歌或者散文诗之中汲取了营养，都具有刻意模仿《飞鸟集》等诗歌的痕迹。
泰戈尔自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作品与思想逐渐引起中国知识界的注意。
最早著书介绍泰戈尔作品及其思想的中国人，可能是国学大家钱智修。1913年，他在《东方杂志》第10卷第4号上发表《台峨尔氏之人生观》，“台峨尔”即指泰戈尔。
最早翻译泰戈尔诗歌的，似乎是引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他以五言古诗形式，从《吉檀迦利》中选译了四首诗歌，即第1、2两首和第25、36两首，取名《赞歌》，载于1915年出版的《新青年》前身《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在篇末，陈独秀对泰戈尔作了简要介绍：“达噶尔印度当代之诗人。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也。曾受Nobel Peace Prize，驰名欧洲。印度青年遵为先觉，其诗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在这里，陈独秀误会泰戈尔荣获的是诺贝尔和平奖。
最早较全面接触泰戈尔作品并受其较大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或许是郭沫若。1914年，他初到日本留学时，正值日本出现“泰戈尔热”。1923年10月14日，他在《创造周报》第23号发表《泰戈尔来华之我见》一文，称当时他读到泰戈尔诗歌的感受是：“我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样……一种恬静的悲调荡漾在我的身之内外”。于是，他与“泰戈尔的诗结了不解之缘”“简直成了泰戈尔的崇拜者”。中国新诗第一人的郭沫若，还自称自己文学生涯的“第一阶段是泰戈尔式的”。
冰心自述，她的作品，尤其是《繁星》和《春水》，深受泰戈尔文风的影响：“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把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