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一天与倏忽的百年｜从《尤利西斯》的译介看文化交流(3)

这一章金译、萧译、刘译都以文言文形式呈现，读者可能看不出行文的变化，但已经是比较用心的处理方式了。
意识流在中国
詹姆斯·乔伊斯改变了很多作家的创作理念和面对经典的态度。詹姆斯·乔伊斯、普鲁斯特、伍尔夫、福克纳等意识流作家风格不一，但作品影响深远，之后在很多作家的小说中会看到意识流的影子，包括中国作家。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作家已经开始了意识流小说的创作，鲁迅的《狂人日记》、郁达夫的《沉沦》、穆时英的《街景》等小说中都有意识流的影子。刘以鬯的长篇意识流小说《酒徒》出版于1962年，书中的对话不是用引号，而是遵循詹姆斯·乔伊斯的写作习惯，用破折号。白先勇发表于1967年的小说《游园惊梦》，写钱夫人参加宴会时在熟悉的唱段中追忆过去，白先勇提到：“起初我并没有想到要用意识流手法，女主角回忆过去时的情绪非常强烈，也有音乐、戏剧背景，为了表达得更好，尝试用了意识流手法。”白先勇在小说中将中国传统审美与西方的意识流写法融为一体，既恰切，又实现了突破。
进入新时期，意识流小说成为较早译介到中国的西方现代主义小说流派，译介成果蔚为壮观，西方代表性作家的作品以及后来有意识流特色的小说都有译介，我国作家也开始有意识地进行模仿。译本带来模仿潮流的原因是很多作家外文基础薄弱甚至为零，无法阅读原著，译作推出后才能一窥原作风貌。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王蒙的《布礼》、张承志的《绿夜》、莫言的《欢乐》等意识流色彩明显的小说，要么基于社会对个人的影响、要么基于个人情绪的起落等，是对意识流在中国扎根的探索。
那么，只是套用意识流写作技巧是不是就能称之为意识流小说呢？学者瞿世镜就提出：“中国人并不因为穿了西服就变成西方人。中国现代小说也绝不会因为借鉴了意识流小说的形式技巧而变成意识流小说。”意识流小说是对西方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的颠覆，在对心灵世界的探索中寻找真实。很多作家模仿詹姆斯·乔伊斯不加标点的写法，写了很多“文不加点”的意识流小说，那么我国的古籍都没有标点符号，算不算意识流呢？用不加标点的行文呈现意识绵延不断地流淌，形式只是内容的外衣，创新与传承都需要文化根脉的支撑。
中译本的修订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