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爱喝酒？(4)

《权力的游戏》剧照。
酒精是最常用的让人讲真话的科技手段，但颇为值得玩味的是，在没有酒精的地区，其他麻醉品代替它发挥了相同的功能。最早达到太平洋诸岛的欧洲探险家报告说，他们在以卡瓦为中心的宴会上受到欢迎，也在宴会上被评估威胁程度。直到今天，在所有在场的人喝下足够的卡瓦酒直到兴奋之前，斐济乡村律师是不会开始审议的。同样，在北美的林地和平原原住民部落中，敌对的酋长解决争端，就是通过“凯路穆特” （calumet，或称“和平烟斗”），后来的好莱坞西部片中对此有所呈现。不过，在这些电影的再创作中，它们明显遗漏了这些掺有致幻剂的烟雾强烈致人兴奋的效果。“习俗规定，如果一方提供了和平烟斗而且另一方接受了，一同吸烟的行为将使任何约定变得神圣和不可侵犯，”美国宗教历史学家罗伯特·富勒指出，“人们认为，任何违反这项协约的人都无法逃脱公正的惩罚。
”
事实上，如果没有酒精，其他化学麻醉品被利用来填补同样的功能，这一事实是反对任何劫持或残留理论的有力证据。尽管他们不理解现代神经科学或社会心理学的知识，但古往今来、世界各地的文化都隐隐认识到，清醒、理性、精于算计的个人思想是社会信任的障碍。这就是为什么在重要的社交场合、商务谈判和宗教仪式上，醉酒——通常是严重的醉酒——是常见的。《诗经》中的一首中国古诗宣称：
湛湛露斯，匪阳不晞。厌厌夜饮，不醉无归。
犹太人的普珥节，是为了纪念末底改（Mordecai）战胜了试图将犹太人灭种的哈曼，同样要求庆祝者喝得酩酊大醉，以至于他们无法分辨“哈曼被诅咒”和“末底改是有福的”的区别。
就像握手是用来表明我们没有携带武器一样，集体喝醉使我们能够在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解除认知武装。等到中国宴会上酒过十巡，或者希腊会饮的最后一轮葡萄酒，或者普珥节的尾声，与会者的PFC基本上已经彻底歇菜，完全暴露出自己在认知上毫无防备。当亨利·基辛格对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说“我觉得我们如果喝下足够多的茅台酒，可以解决任何问题”时，他想到的就是酒的这种社会功能。因此，在帮助人类克服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合作困境方面，尤其是在大规模社会中，醉酒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了让团体摆脱怀疑和猜忌，我们狡黠的意识需要暂时瘫痪，而健康剂量的化学麻醉品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快速、最有效、最愉快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