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研究｜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滞胀的回顾与启示(17)

（4）落实和修订《拜杜法案》，引发中小企业创新浪潮。在《拜杜法案》出台以前，美国的专利政策奉行“谁出资，谁拥有”的原则。这导致科研机构与政府部门双方都缺乏动力推动科研成果的商业转化，截至1980年，联邦政府持有专利近2.8万项，但是获得商业转化的不到5%。
对此，1980年出台并经多次修订的《拜杜法案》做出了新的规定：默认政府资助研发成果的所有权由大学等科研机构保留；同时，大学等科研机构应积极推进研发成果的商业转化，并与发明人分享成果转化的收益。一旦发现企业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实现市场化开发，大学等科研机构还有权收回专利的商业开发权。由于大学等科研机构获得了收益权，于是便有了内在动力推动科研成果的商业转化；同时，又由于大学等科研机构拥有懂技术的专业人员，所以也有了推动科研成果商业转化的能力。此外，通过修改相关法律，企业可以只需购买该项技术的商业开发权，而无须再购买完整的技术所有权。商业开发权与技术所有权的分离大幅降低了技术转让费用，使得广大中小企业也具备了购买能力，并成为技术成果商业转化的主体。这使得许多新的技术转移办公室在大学相继成立，并纷纷加入大学技术管理协会（AUTM）。
大学技术管理协会的成员数量从1989年的691个增至1999年的2178个。而在创新立法浪潮兴起的前一年，即1979年，该协会的会员数仅为113个。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小企业把有限资金中的大部分用在了技术转化方面，因此没有能力再大规模量产这些创新出来的产品，于是便外包到东亚地区进行生产，然后再向全世界销售。在中国启动改革开放，后又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中美两国关系不断升温的背景下，终于形成了“美国创新，中国生产，世界销售”的全球化新格局，成为过去多年，中美两国实现互利双赢、世界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动力源泉。
上述一系列“政策组合拳”的成效十分显著，在打破通胀预期的同时，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使美国经济于1982年12月开始走出滞胀泥潭，GDP开始呈正增长，并在80年代中期一度达到8%的高位；同时，失业率于1988年底回落到5.3%，通胀率也下降到3%～4%的较低水平。1982—1999年，美国经济持续增长65个月，被称为“20世纪最持久的繁荣阶段”。
应当承认，里根经济政策的后果之一就是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开始拉大贫富差距。收入最高的1%美国人，税前收入占比从1979年的9.0%上升到1986年13.8%，然后在1989年下降到12.3%。税后这一比例从1979年的7.4%上升到1986年的12.8%，然后在1989年下降到 11.0%。但由于当时所有阶层的收入都得到了提高，包括最底层的贫穷人口也提升了6%（美国普查局，1996），因此这一政策的副作用在当时并未引发太大的社会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