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研究｜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滞胀的回顾与启示(19)

四是推动社会保障体系多元化，1986年的《社会保障法案》允许保险公司等金融中介提供“个人养老计划”来取代退休年金保单，从此雇员不能再被强制要求加入或保留雇主职业养老金计划。
（4）依托民主法治，推进工会改革。与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官办工会组织形同虚设正好相反，二战后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工会力量日益强大，工会权力过度膨胀，罢工浪潮此起彼伏，以致到达阻碍效率提高、妨碍经济发展、危及社会稳定的地步。于是，撒切尔首相十分重视以法律手段对工会进行钳制，对罢工加以限制。1980年颁布的《就业法案》，限制工会在劳资行动中的豁免权，废除组织罢工的工会官员的豁免权；如果雇主同时解雇所有参加罢工的雇员，被解雇者将不得再以不公平解雇为由要求雇主给予赔偿。1982年《就业法案》规定，只有在工人和其雇主之间发生的、主要涉及工资和就业条件的劳资纠纷方面，工会才有可能获得豁免权；而具有政治目的的纠纷不再享有豁免权。对于涉及非法的罢工纠察行为、非法的罢工附属行动以及将全员入会的要求强加于雇主以及工会策划的行动，因超出了工会活动的范围，故取消工会的豁免权，工会对自己的行动要负法律责任。
这使得工会及其行为自1906年以来首次被置于法律监督之下。
撒切尔首相的一系列强有力改革，终于使英国经济逐步走出了滞胀，但由于她对工会以及罢工的强硬态度，导致下层民众的不满和党内矛盾的激化，最终迫使撒切尔夫人因党内斗争失利而黯然下台。
3．联邦德国：强化货币政策独立性，推进财政结构性改革
联邦德国在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的需求侧刺激政策失效以后，也陷入了低增长、高通胀的滞胀困境。对此，联邦德国开展了有关经济政策范式的大讨论。大讨论改变了政策重心，使联邦德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重新回到艾哈德时代提倡的“秩序自由主义”导向。
“秩序自由主义”作为德国现今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理论基础，首先由瓦尔特·欧肯在1939年的《国民经济学基础》一书中提出。其主要思想为：政府的任务是为自由竞争创建一个监管框架，在这一框架内，所有主体的自由都应当受到保护。此外，经济政策应保持稳定，具有可预测性，让公众建立起对经济政策的信任，以便让竞争环境中的企业家能够拥有“长期主义”，做出长远规划，从而使德国经济实现可持续繁荣。
1982年，科尔政府在“从更多国家到更多市场”的口号下，宣布回归“社会市场经济”，重建竞争秩序：一方面，赋予价格稳定以优先地位；另一方面，通过削减财政赤字、减税和税制改革，缩减社会福利支出，推行民营化，减少政府管制，以及推动欧洲一体化等措施促进市场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