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与我们的世纪（上）(6)

“国家位于他们的身体中”
从史观上来说，1950年李普曼在接受采访时说到戴高乐：“像那样的人总是让我着迷。就好像国家位于他们的身体中，而不是他们在国家内部运筹一样。”换言之，李普曼专注于那些决定他人命运的人，而并不关心普通人的困境。例如，在茨威格陷入空前痛苦的那个年代，就一个非常了解欧洲的人而言，李普曼对那些渴望逃离欧洲大陆的拥挤人群极其冷漠，而这些人面对的是，整个大陆在1930年代不断朝着暴力和更猛烈的仇恨行进。
在1933年的一篇专栏中，他描述阿道夫·希特勒的讲话“具有政治家风采”，代表着“真正文明的人民的真实声音”，他敦促读者不要谴责所有德国人，仅仅因为他们所说的和所做的一些不文明的事情。
1938年，欧洲犹太人的命运对他来说是一个“人口过剩”的问题。他夸张地建议，一些“多余”的人（大概是那些没有被拘留或杀害的人）可以运到非洲。他还认为，在二战期间拘禁日裔美国人的想法是一个好主意。
当时，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授权军事当局将其选定的任何人从西海岸的军事区驱逐出去。日裔美国人被给予48小时的时间收拾家当，出售一生积攒的财产，之后被运送到拘留营。十万余人（其中多数是美国公民）被关在铁丝网围栏后面的营房中，就像是罪犯或战俘一样。李普曼对如此压制性措施的辩护反映了战争当中普遍的歇斯底里情绪，这也证明了记者在事件不断发展而又没有时间和距离的情况下，清楚地评估事件有多么困难。
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李普曼作为一个记者，选择站在大人物一边，给后边的新闻业留下一个巨大的问题：谁值得我们作为新闻工作者加以关注，是富有的和有影响力的人，还是被边缘化和忽视的人？也许最重要的是，新闻工作者与权力的关系该是怎样的——新闻工作者应当是局外人还是局内人，当他们从局内转向局外、或者从局外转向局内时，会发生什么？
李普曼堪称“局内人当中的局内人”。克里斯托弗·戴利（Christopher Daly）在他的著作《报道美国：一个国家新闻业的叙事史》（Covering America：A Narrative Historyofa Nation’s Journalism）中写道：“李普曼可能是二十世纪以来，尽管从未获选公职，但却最有影响力的美国人。”他认识的总统、国王和领导人，在极近的地方目睹的重大事件，他写作的论文、书籍和创建的媒体，他拥护或帮助的事业，他遇到和阐明的想法、课题和问题，都令人生畏，而且，正如斯蒂尔公正地评论的，所有这些“赋予他以舆论的巨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