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与我们的世纪（上）(8)

李普曼与政治家们的密切关系可能会令现代记者感觉不适。他乐于成为体制的一部分，在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似乎不愿意以威胁到这种成员身份的方式来写作。要到很晚的时候，他才开始反思记者和当权者之间的关系。1964年，他告诉一位电视采访者：“在报纸记者和高级官员——即当权者——之间的关系中，存在某些健康规则是非常重要的……在高级政府官员和新闻工作者之间总是要有一定的距离。我不会说那是一堵墙或一道栅栏，而是一个呼吸空间，这是非常必要的。”
李普曼从不谄媚，也不畏惧与总统和华盛顿的机构对抗。他批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他激烈地反对哈里·杜鲁门在二战后遏制苏联的战略，对杜鲁门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好战行为的批评甚至更为尖锐。对于久拖不决的越南战争，李普曼一直坚持两个核心断言，即任何美国保卫南越的战争注定归于失败，而在任何情况下，这种防御对美国和西方来说皆无必要。尽管不乏这些对抗，李普曼所提到的政治家和记者之间应该存在的“呼吸空间”，在他看来，通常是相当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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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李普曼与我们的世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