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普曼与我们的世纪（上）(7)

戴利认为，李普曼的影响力是全球性的，他每年的国际访问使他扮演的角色“就像是无任所的美国国务卿”。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曾要求李普曼推迟访苏，因为他正在应对一场紧急事务。当李普曼拒绝时，赫鲁晓夫重新安排了自己的计划以适应他。
所以，李普曼对戴高乐的评论，也完全适用于他自己。然而，同样见过许多大人物、也经历过许多大事件的茨威格，却是从失败的小人物视角看待历史：
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感到，人在面对世界大事时的无助是那么残忍。……在不为人所见的某个地方，另外在柏林威廉大街、巴黎盖陀赛（即法国外交部所在地）、罗马威尼斯宫以及伦敦唐宁街的十几个人，这些至少到那时为止表现得最为聪明和机敏的人，没有人认识他们，没有人见过他们，他们在说、在写、在通电话、在做一些人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他们在做出决定，人们对此不能参与，不能知晓其中的细节，但是这些决定了我自己和每个欧洲人最终的生活。我的命运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但是没有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他们摧毁或者保全我们这些无权势者，让我们获得自由或者强迫我们受奴役，他们决定几百万人的和平与战争。而这时的我，如同其他人一样，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像一只苍蝇一样毫无抵抗能力，像一只蜗牛一样一筹莫展，而这些却关乎死与生，关乎内心最深处的“我”与我的未来，关乎我的大脑中正在形成的想法，关乎已经成形与尚未成形的计划，关乎我的无眠和安睡，关乎我的意志，我的所有，我的全部存在。
我坐在那里，僵直地盯视着空虚，如同一位被判决的囚犯坐在监狱里，被囚禁、被锁在这无端的、无力的等待再等待中，跟左右周围的同道囚犯打听、询问、攀谈，好像我们当中的某个人知道或者能够知道，人家要拿我们怎么样。……他们这样大笔一挥，我整个一生的意义就变成了荒谬。
1916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邀请李普曼参加一个盛大的晚宴招待会，此后，李普曼结识了每一位继任的美国总统，直到理查德·尼克松。对于博学的汉德法官、豪斯上校等人，用《时代》杂志的描述，他是“他们的摩西，他们的自由主义先知”。在艾奇逊的回忆录里，他是“那个矛盾的耶利米”。李普曼为威尔逊准备了著名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中的数条，但威尔逊却断言他的判断是“最不可靠的”；对林登·约翰逊来说，最终结果比这更糟：1967年春，李普曼辍笔传奇般的“今天与明天”专栏，并离开了华盛顿。许多人说他离开的原因是，他无法再忍受与林登·约翰逊生活在同一个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