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豆帝国》：土豆如何从受人鄙视的怪植物，转变为今天的主食？(5)

英国1750年出台了《穷人预防注射诊疗所计划》，启动这项计划的依据是：“由于国家的实力在一定程度上与它的居民数量是成比例的，因此每一次通过保护生命而增加人口的尝试，都会被认为是爱国和人道的。”到18世纪中叶，这些观点在欧洲许多地方已经司空见惯。西班牙政治家确信“人口是万物的基础”，因为没有人民，“就没有农业、工业、商业、艺术、权力和财富”。
瑞典皇家科学院秘书、数学家佩尔·沃占廷赞同的是：“一个公民社会的最强实力由大量的好公民构成，这是一种现在几乎无人怀疑的说法。”庞大且（在理想情况下）密集定居的人口具有优势，这种信念贯穿了整个18世纪。当然，人口多也可能是不利因素的理论同样存在，而且，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导致经济增长的原因是人口庞大。举例来说，重农主义，是强调土地和农业在创造财富中的中心地位的新经济理论，其倡导者们认为，人口增长是经济成功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赞同，它是一个积极的迹象，是经济健康的象征。
在18世纪的最后25年里，反对的声音开始抬头。一些作家认为，无限制的增长最终可能适得其反，会削弱而不是增强政体。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成为这种观点最具影响力的倡导者。尽管如此，主流观点仍然强调人口众多的优点。1795年，即马尔萨斯出版《人口论》的三年前，由农学家亚瑟·杨主编的一家有影响力的英国杂志《农业年鉴》刊登了一篇记者文章，它确信地论述说，“国家的富裕，无可争议地与它的居民数量成比例”。
晚至19世纪20年代，詹姆斯·穆勒等作家，面对人口众多必然有益的执着观念，还在耐心地试图解释马尔萨斯的观点。正如米歇尔·福柯几十年前所言，这些人口问题的辩论标志着一种权力行使的新方式的出现，这种方式强调了让国家政策与更大的力量保持一致的重要性，而这些力量本身塑造了一个地区居民的活力、规模和生产力。
新的治国科学，不是简单的确保服从或施加权力的问题。它需要对资源进行管理，并为开发资源建立有效的制度。“人口”，换句话说，远不止是居住在一个地区的个体的集合体，它是必不可少的资源。论述人口问题的作者们不断强调，对这个至关重要资源的成功管理，是政府效力的基本晴雨表。法国人口学家让—巴蒂斯特·莫霍在一篇论述人口的文章中指出，居民数量的增加，既是整体公众福祉的表现，也是它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由于这个原因，人口的增长或不增长，“证明了政府的好或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