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翻译家李继宏：做翻译就是服务于跟我同时代的读者｜读 (5)

郑振铎的译本是从英语转译过来的，如果只从英译本判断，我认为它不应该叫《飞鸟集》，它是“离群的鸟”，跟“飞鸟”没什么关系。我们知道《飞鸟集》里每一首诗都是碎片，很短，其实就是泰戈尔偶尔想到了就记下来，他把这个当作“离群的鸟”一样，这些碎片凑成了一本书。
网上一些评论骂冯唐，也不是因为他翻译或者学术的问题，说不定还没读过他的作品。我们中国人普遍喜欢谦虚的人，如果你很有个性，很注重自我，大家就会骂你。
“原文至上主义”是错误的
读 ：你译一本经典花的时间不亚于作者写一本书的时间，里面会有大量注释，还要撰写导读，为什么要这么劳心劳力？
李继宏：我小时候看外国文学作品感觉读不下去，我以为是外国人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很大部分是翻译的问题。我自己重新译这些书的时候，就发现这不仅仅是把正文翻译过来的问题。经典的时代都比较久，比如《傲慢与偏见》发生在200多年前的英国，跟现在的英国区别都很大，生活、制度、道德观念，一切区别都很大。就算现在的英国人也不大看得懂，所以就需要注释，中国读者就更需要了。
就像今天大家都点外卖，但也许有一天，比如五十年后、一百年后不存在这个服务，但今天有一篇文章讲了外卖的故事，后来的读者肯定不知道在讲什么。奥斯汀写《傲慢与偏见》的时候，不需要向当时的读者解释礼仪规则，但是现在的读者需要知道，比如说两百年前英国舞会，如果不认识一位女性，是不能跟她跳舞的，一定要有人介绍才行，而且不能跟同一个人连跳两次，因为只有订了婚的人才可以连跳两次，所以简跟宾格利跳了两次舞，她的妈妈那么兴奋，是因为她觉得新来的高富帅看上她女儿、要向她女儿求婚。注释清楚了，读者就明白了。
导读是这样，以往学术界或者评论界对这些作品的解读，可能有点过时或者不够全面。比如说以前大家把《小王子》当成一本童书，但我觉得它不是，因为里面有太多东西是儿童理解不了的，而且一些作者本要表达的东西也不在儿童文学的范畴里，所以我写了导读，把它重新定义成一个存在主义小说。
我说的不一定对，但我看到了与前人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写出来，给读者一个参考，让他们去判断。所以我每翻译一部作品，我都会写一个很长的导读，重新去诠释它。
读 ：你的翻译中常用到很中国的说法，比如“身在曹营心在汉”“以其人之身还治其人之椅子”，是怎么考虑的？
李继宏：我的初衷是译的书一定要让人读起来很愉快，至少没有障碍，不要让人痛苦。所以你看我翻译的书会觉得，这是一个中国人在讲外国的故事，读起来很流畅，不会抗拒。年轻读者拥有这样的阅读体验，久而久之会培养出看书的习惯，因为他在书里得到了快乐。人都不是自虐的，不会读了痛苦还要自讨苦吃。现在很多中小学会指定外国名著作为必读书目，如果小孩读到一本书，像我小时候读外国文学那样痛苦，自然会觉得阅读是很痛苦的事情，因而养不成读书的习惯。一个人如果没有阅读的习惯，其实蛮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