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楠︱在世界中发现“中国”：重译列文森的几点思考

约瑟夫 ·R. 列文森（1920.6.10-1969.4.6）
本文系由作者所译《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译后记修改改成，该书近期将由“理想国”出版。
2003年，我在伯克利一家二手书店里淘到了加州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二次印刷的列文森《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合订本（初版于1968年），厚厚一本只需五美元。这本大红封皮的平装书跟了我很多年，我曾经粗略翻过一遍，也曾为了具体问题仔细研读过其中部分内容，但说实话，在很长时间里这本书的象征意义多过实际意义。列文森是魏斐德的老师，魏斐德是叶文心的老师，魏斐德和叶文心是我的老师——如果说伯克利中国历史专业有所谓“师法”的话，大概源头就在列文森这本书了。列文森在此书中的一些著名论断我们经常会引用——从“天下”到“国家”、官僚君主制的内部张力、历史的博物馆化等等，往往作为新研究论述的起点，或有待批评修正的“前人研究”。但这本近半个世纪前的书对当下的研究有何裨益，至少对当年的我而言，还不太有头绪，因为它的写作方式与今天的学术著作相比，差异实在太大了。
没想到十几年后，我与这本书还会有更深的缘分。

《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合订本，加州大学出版社，1968年出版。
2017年1月，理想国打算出版“列文森文集”，问我是否有兴趣参与。出于对伯克利“师法”强烈的情感认同，我自然是十分乐于参加。恰好那年春天华盛顿大学历史系的董玥教授来北京访问，她与六七位北美学者近年正在集体系统研读列文森的著作，其中还包括叶文心、齐慕实、欧立德等，于是理想国便请她担任此套文集的主编。而我原本打算挑选列文森未翻译著作中的一本来译，那些著作篇幅都不大，最多几个月就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