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楠︱在世界中发现“中国”：重译列文森的几点思考(5)

（见本书第二卷，英文版第v页）
。换言之，他追求的是同一主题从各个角度观察分析呈现的立体感。
英语中Confucianism和Confucian的意义带着固有的模糊性，不必分梳清楚就可以包含宗教、文化、思想、社会、政治等各个层面的意义，因此列文森在写作此书的时候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使用这个词：他既可以将“Confucian China”与“基督教西方”作类比，也可以与“封建/君主制的西方”或“人文主义的西方”作类比。如果我们用“儒教”一词将“Confucianism”迻译到现代汉语中，就难免会强化其作为宗教和信仰体系的那层涵义，即使再作说明，都很难避免读者作无意识的联想。
更有一重考虑，晚清民国有一批寄希望于改良传统的保守派，如康有为及其弟子陈焕章等，曾心心念念打算奉“儒教（孔教）”为国教，而这个意义上的“儒教”显然已经是受西方影响的现代产物。如果直接以“儒教中国”来翻译“Confucian China”，恐怕就会造成太多的歧义和误解，遮蔽了列文森在书中反复强调的传统至现代的转型。
因此，思量再三后，我还是决定使用“儒家中国”，保持原文中固有的模糊性，也更符合中国历史的本来面貌——在漫长的历史中儒家并非纯粹以我们现在理解的宗教形式存在，中国的特殊性也恰恰体现在这无法与西方历史一一对应的概念框架中。但在某些具体语境中，我也会用不同的译法：例如前面提到的民初奉儒教为国教的情况，会酌情译为“儒教”或“孔教”；又如在讨论自汉唐到宋明再至清代儒家思想和知识体系的变化，则会酌情译为“儒学”。必须说明一点，选择“儒家”这个译法只是我个人的判断，并不意味着其他译法是错误的。跨语言文化的迻译，往往会因为两个思维体系之间无法严丝合缝的固有罅隙，导致译法的多样性。这本是见仁见智的自由空间，也是翻译本身的魅力之一。
今日重读列文森的意义
列文森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毕竟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作品。今天重译这部书，重读列文森的意义到底何在？如前所述，在理想国提议出版“列文森文集”之前，北美几位学者就已经组成了“重读列文森小组”。2013年3月的亚洲学会年会上，他们组织了“研读列文森”的小组讨论会，座无虚席。同年6月，叶文心教授受邀参加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现代中国的再阐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报告了该小组重读列文森的心得，其发言稿后来刊登在《知识分子论丛》第十二辑“何谓现代，谁之中国？：现代中国的再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