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楠︱在世界中发现“中国”：重译列文森的几点思考(7)

列文森，摄于1968年。
在这些超出历史学专门领域的思考中，带给我最大启发和困惑的则是列文森对“特殊性”和“普遍性”的探讨。他相信“普遍性”存在于对“特殊性”的坚守之中，既不是各种“特殊”的简单杂糅，也不是在各种平行发生的“特殊”历史之上存在共同的“普遍规律”。他期待对“特殊性”的跨文化研究能在彼此的交流和理解中促成共同“世界”的形成。他在本书第二卷序言中这样说：
某种真的可被称为“世界历史”的东西正在浮现，它不只是各种相互分离的文明的总和。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在书写过去时，可以有助于创造这种世界历史。历史学家若远离了任何事实上和想象中的文化“侵略”和文化辩护，就能通过将中国带入一个普遍的话语世界，帮助世界在不止于技术的层面上统一起来。绝不应该去制造大杂烩，也不应该歪曲中国历史去适应某种西方模式。相反，当对中国历史的理解不伤害其完整性和独特性，而且这种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和对西方历史的理解相互补充的时候，才会造就一个“世界”。中国和西方彼此相属，不是因为它们相互再生产（这不是真的），不是因为经济扩张、政治纠纷或思想影响使它们相互接触（尽管这是真的），
而是因为观察者的心灵可以换位思考彼此的问题（而非移植彼此的问题）
。
……研究中国历史应该不仅仅是因为其异国情调，或者对西方战略的重要性。研究它是因为我们试图用来理解西方的那个话语世界，也可以用来理解中国，而不必强求二者有相同的模式。如果我们能这样去理解中国和西方，也许我们就能有助于造就这样一个共同的世界。
书写历史的行动本身即是一种历史行动。
（见本书第二卷，英文版第xiii-ix页，粗体为笔者所加）
这是整部书里最让我感动的一段话，也是在讨论列文森史学方法时最常被引用的一段话。列文森是虔信犹太教的当代美国人，但他相信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认同并不阻碍其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他相信不同文化、信仰和族群的人能彼此理解，是因为所有人可以共享“一个普遍的话语世界”，而这个话语世界的普遍性是建立在人类的共情能力基础上的（“换位思考彼此的问题”）。董玥将列文森的这种态度归纳为“对话史学”：“他把历史研究的对象当做第二人称来处理，并且与之进行对话，而不是当做第三人称来加以评论。在这种情形中，对话的参与方对彼此和自身获得了更深的理解，不像在后面的那种情形中，评论人（历史学家）把持着史学和道德评判的权威性和优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