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楠︱在世界中发现“中国”：重译列文森的几点思考(9)

（参见前引Madeleine Yue Dong & Ping Zhang, pp. 16-18）
。
因此，列文森给我的启发并不仅仅在于他本人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理解（今日看来，甚至可以说有诸多可商榷之处），而在于
我们
应该以何种方式去看待中国和世界。“历史学家若远离了任何事实上和想象中的文化‘侵略’和文化辩护，就能通过将中国带入一个普遍的话语世界，帮助世界在不止于技术的层面上统一起来。”我们从中国人的立场来重新读这句话，会有不同的感受。这并不是否认“文化侵略”确实存在，也并非贬低“文化辩护”的意义，而是希望历史学家有意识地去挑战“我的”和“你的”之间的界线（并非取消这样的区分），尽量摆脱这类固化身份认同带来的局限性。如果波士顿犹太人列文森可以理解儒家中国，那么今天的中国人为何就不能理解古代罗马、中世纪德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大革命法国、明治日本和当代穆斯林呢？而了解了诸多其他文化和历史的中国人，他眼里的中国还是原来的样子吗？
今天的中国人不同于晚清的中国人，传统早已经失去整全性，成了生活中的碎片。今天我们讲传统，就好像在捕捉传统的影子。儒家中国的“天下”已经成为历史的尘埃，随之而去的是一整套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列文森的判断并没有错，儒家中国已经死了，传统进了博物馆。那么，除了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我们还可以用什么来定义“中国”呢？如今中国已经追求到了富强，却又仿佛迷失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价值。面对一种声称更具有普遍性的价值体系（也即西方文化），我们是否还能够保有中国独有的“特殊性”，而中国“特殊性”的立锚之处又该在哪里？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应该仅仅在中国内部寻找，而应该放眼世界。列文森在第一卷引言中引用了怀特海的一段话：“一个迷了路的旅人不应该问‘我在哪里’，他真正想知道的是‘其他地方在哪里’。他知道自身的所在，迷失的是其他地方。”
（见本书第一卷，英文版第xxvii页）
同理，我们不应该仅仅执着于追问“何为中国”，而应该更多地用“对话”的心态去了解中国以外的人在做什么，是怎么想的，经历过什么。这个发现“他者”的过程，也是自我发现的过程。如果我们不仅能“讲好中国故事”，还能讲好美国故事、日本故事、伊朗故事、卢旺达故事、阿根廷故事、埃及故事，那么才可以证明我们确实已经进入了“普遍的话语世界”，不仅提供了词汇，更提供了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