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楠︱在世界中发现“中国”：重译列文森的几点思考(6)

在这篇文章中，叶文心提到我们现在重读列文森的诸多意义。首先，这是对以往西方汉学研究脉络的清理和承继。列文森可谓使美国中国研究进入主流学术界的开山鼻祖之一，他的作品规模宏大，却也有诸多不完善之处，今日的研究可以弥补其不足，修正其错误，同时也可通过“回头看来路”来思考去路的方向。其次，列文森作为二十世纪中叶美国中国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也成为了解其时代和思想语境的钥匙，他提出问题的方式、未明言的假设、意欲对话和论辩的对手，都为我们提供了分析那个时代的线索。最后，列文森在当时提出的一些问题，到现在仍然是开放的，吸引我们进一步思考：思想与政治的互动，书写长时段大历史的意义，思想的内涵和外缘之间的相互作用，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延续与断裂等等。用叶文心的话来说：“我们似乎是把他的七宝楼台拆了。然而拆解之余，也认为他的作品之中仍然不乏真知灼见。
”
（叶文心：《重读西洋汉典：从列文森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谈起》，许纪霖、刘擎主编：《知识分子论丛》第十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15页）
然而，对我个人而言，重读列文森除了学术史意义上的回顾和旧物回收再利用意义上的延续，也是对今日历史学科知识生产方式的反思和启迪。我已经厌倦了饾饤式的实证研究，厌倦了以撰写学术期刊论文为主要形式的知识生产，而《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以诗意的方式将我带进一种元气淋漓的智性挑战中。它涉及的时段上溯孔子所在的春秋时期，下及中国1950年代的最新发展，也即列文森所处的“当下”。试想今日有几位历史学家会撰文讨论当下的中国？他在不同个层面上将中国分别与日本、苏联、德国、法国、英国作比较，将儒家与基督教、犹太教、佛教、道教作比较，试问今日又有几位近现代中国史领域的学者能如此自如地进行这样的跨国/文化比较？
我们这些在学院体系中被严格规训的历史学者往往自觉或不自觉规避这样的智性挑战，那会显得我们不够“专业”——也会让我们在专门知识之外的贫乏一览无余。但历史学者真的可以名正言顺地不去讨论当下，乃至未来吗？真的可以只聚焦于一地一国，而不了解其他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吗？或者可以换个问法，如果超越了历史学者的专业学术领域，我们是否还有资格作为知识分子发表意见？我们的专业历史训练会让我们更明智地看待当下、规划未来、了解世界？还是会让我们在一般意义上的智识生活中变得更偏狭、更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