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楠︱在世界中发现“中国”：重译列文森的几点思考(4)

正如杨庆堃在该书1968年英译本重版导论中所言：“如果读者太将注意力钉牢在此一经过翻译的书名——‘中国的宗教’——上的话，那么他必定会感到相当的困惑，因为本书所处理的范围要远超出宗教的领域。……况且，韦伯并不将儒教视为一个奉神的宗教（theistic religion），而仅是某种伦理学说，因为它虽然容忍巫术的施行，然而却缺乏形上的基础。”
（[德]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336页）
那么列文森写“Confucian China”，到底想讨论的是哪个层面的问题？让我们从三部曲的主要内容来看。第一部“思想延续性问题”讨论的近现代中国的思想转型，从传统中国文人“业余爱好者理想”的失落，讲到在西方冲击下历史与价值之间产生难以弥合的张力，最终西方迫使中国人改变了语言，而非仅仅丰富了词汇。第二部“君主制衰亡问题”则讨论了中国的官僚君主制，其中儒家官僚和君主联手压制了贵族，而二者间持久的张力又使官僚君主制即使经历朝代更替都始终保持活力，直至近代二者面对共同的挑战不得不联合起来，于是张力的消失造成了这一政治制度的衰亡。第三部“历史重要性问题”则重点讨论历史在近现代中国，尤其是共产主义中国中扮演的角色和被安排的位置：儒家传统中哪些可以被许可放进博物馆陈列起来，作为民族遗产的一部分，哪些则需要被扫入垃圾堆。
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儒家中国的历史被驱逐，不再影响现实。

《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1958-1965）
整体上看，列文森三部曲对“Confucian China”的讨论，并不是像韦伯那样将其作为一个相对静止的社会—信仰体系，他不仅讨论中国的过去，更讨论其近现代转型，以及当下的最新状态（也即1950年代）；不仅讨论广义的信仰体系（比如“天”），更讨论知识精英的智性文化、政治制度和学术思想，以及各层面之间的互动。正如他在第二卷序言中所说，他希望把三部曲写成“那种视野宽广的全景画，那种不断转换语境的小说，同一批人物在同一时间出现在不同的视角和处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