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楠︱在世界中发现“中国”：重译列文森的几点思考(3)

The Mozartian Historian: Essays on the Works of Joseph R. Levenson
, edited by Maurice Meisner and Rhoads Murphe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p. 123-133）
。因此，将此书译为“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并将书中的“Confucianism”和“Confucian”都译为“儒教”似乎并无不妥，甚至可以说非常明智地暗示了该书写作的特殊学术语境
（叶斌曾经细致地分析了韦伯对列文森的影响，尤其偏重于第二卷中列文森在分析传统中国皇权观念的“内在性”时对韦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他的文章也使用了“儒教”的翻译，参见其《儒教政治的内在性：韦伯与列文森的传承线索》，《史林》，2013年，第四期，151-161页，叶斌也是魏斐德和叶文心的学生，在伯克利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
。

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汉斯·H. 葛斯译。
然而，仔细追究却又发现“儒教中国”的译法也有未妥帖之处。让我们回到韦伯写作《儒教与道教》的本意。有别于马克思，韦伯希望在人的精神层面，而非在社会制度或物质基础中，找到资本主义的起源，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想证明在新教伦理，尤其是加尔文教派中，有种超越个体现实利害的工作伦理，以宗教的虔诚来对待现世的工作、对财富的追求，而这种心态才造就了资本主义为积累财富而积累财富的精神。为了进一步证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并非时间上的巧合，而是确有因果关系，韦伯继而对世界其他宗教进行了比较研究。其中《儒教与道教》就是那一系列研究（还有对印度教、佛教、古犹太教等的研究）的一部分。因此，葛斯为该书英译本另加了主标题“中国的宗教”，也情有可原。不过，就韦伯的本意而言，他其实更想追究的问题是为何中国作为世界主要文明之一并没有自发产生类似资本主义的东西，而不是真的想研究中国的宗教，因此，该书有一半篇幅是在讨论中国的社会状况，说明前现代中国与西方在社会条件上的相似性，并非完全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