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滢安丨改革开放以来童书译介出版述评(4)

12月21日，国务院以国发[1978]266号文批转了国家出版局、教育部、文化部、全国文联、全国科协等中央单位《关于加强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的报告》，并加了重要批语，督促各级有关部门尽快落实。改革开放第一年全国童书出版种类较前十年平均值增加了约9倍，共计1062种，新出958种，印数255万册。
这一时期党和领导的重视给了童书出版界一个稳定和开放的成长空间，思想上得到解放、更具活力的中国童书出版界逐步意识到国际交流的重要性，积极探寻国际化拓展路径。1980年3月，我国第一次组团参加了在意大利博洛尼亚举办的第17届“博洛尼亚国际儿童读物展”。1981年2月，叶君健赴挪威皇家科学院讲学，与挪威儿童文学作家交流当代西方和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情况。同年3月，“国际儿童图书评议会”日本支部代表著名儿童文学家渡边茂男、翻译家君岛久子等为团员的日本儿童文学代表团访华，先后在北京和上海与中国的儿童作家和翻译家们举行儿童文学报告会。1986年2月，陈伯吹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印度书籍展览”，宣读了文章《儿童图书出版有何发展前途》。同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国际性图书博览会——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展览馆举行。
一系列的国内国际交流活动使得少儿出版工作突破了原先的阻碍和壁垒，少儿出版工作者的热情被重新唤醒。
改革机遇期的本土儿童文学创作急需外国儿童文学的滋养，在内需激励下，童书译介思想得到了解放，童书译介工作逐渐广泛而深入展开。1982年6月23日，中国翻译者协会在北京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中央委员王震会上指出：“翻译在科学、文化、经济、对外友好关系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译者应该为中国的四化建设和对外文化交流做出更大贡献。”1986年11月，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委托四川外语学院儿童文学研究所在重庆召开“外国儿童文学座谈会”，重点讨论当今外国儿童文学的新趋向、如何建立和加强我国与外国儿童文学工作者之间的联系与协作、如何进一步开展外国儿童文学的研究与译介工作，少儿读物翻译工作者的思想顾虑一旦被解除，没有了思想的禁锢，就有了更大的热情积极投身到儿童读物的翻译中去，也才有了20世纪80年代大量儿童读物的译介出版。
童书译介出版工作打破了五六十年代集中译介苏联作品的局面，译介原本来自几十个国家，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和法国也成为译介源本的主要来源国。在译介对象的选择上，世界儿童文学经典成为翻译介绍的主要内容，西方儿童文学史资讯中提及的名作精品，我国1985年左右便已译介引进约7成，译介种类相较于改革开放之前更为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