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向西方翻译儒家经典的中国人(7)

所以，他翻译《中庸》是要向西方人传播东方文明中的“道德责任感”。他写道：“如果这本出自中国古代智慧的小书能有助于欧美人民，尤其是那些正在中国的欧美人更好地理解、对待中国和中国人，抛弃那种欧洲‘枪炮’和‘暴力’文明的精神和态度，而代之以道，无论是以个人的方式，还是作为一个民族同中国人交往过程中，都遵从道德责任感——那么，我将感到我多年理解和翻译这本书所花费的劳动没有白费。”
辜鸿铭的翻译虽然也存在一些学者指出的过分释意化、弥缝古人之说等不足之处，甚至也存在对原文错误的理解而导致的误译，但是，他这种创新性的翻译，从跨文化传播角度看，还是有许多方面值得借鉴和弘扬。
首先，他的翻译不是简单地进行词句的对应翻译，而是根据他的“有机整体”的翻译思想，对儒家经典的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准确把握其基本精神和整体思想，然后在这种宏观的思想背景之下，对具体的篇章词句的深刻内涵进行准确解释，再选择准确的英文词句进行翻译。他在《中庸》译序中说：“我的翻译标准是：彻底掌握其中意义，不仅对等译出原作的文字，而且再现原作的文体风格。”
其次，翻译时充分考虑接受对象的文化背景和知识储备，站在接受者理解经典的角度从事翻译，使接受者更容易读懂和理解。他在英译《论语》的书名下专门注明：“一本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话来解说的新的特别翻译。”他在翻译时大胆创新，一方面大量引用歌德、卡莱尔、爱默生、阿诺德和莎士比亚等西方耳熟能详的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话来注释有关经文；另一方面，他还在注释中对经文里出现的中国人物，以西方知道的历史上具有相似地位和某些其他特点的人物来比拟，这又是一个大胆的创新，这对那些不熟悉中国历史人物的西方读者理解经文有很大的帮助。他在注释中还经常将经文的涵义比照西方的思想进行阐发，加深读者的理解。
第三，辜鸿铭英文的写作水平公认可媲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文豪，所以他的翻译自然流畅，避免了之前传教士们翻译的生硬、晦涩，这非常有利于他的译本在西方的传播。
辜鸿铭对中国经典翻译的这些努力和创新无疑对中国文化的西传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他的这些方法对今天的对外传播仍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近代中国对西方产生重大影响的人
辜鸿铭除了翻译儒家经典，还用英文撰写了大量文章宣传东方文化，在西方产生了巨大影响。辜鸿铭研究者黄兴涛教授甚至认为，他是近代中国在西方文化思想界“唯一发生过相当影响的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