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峰|错位的“新史学”：何炳松学术路向辨析

民国史家何炳松虽以译介鲁滨逊的《新史学》闻名，但与美国“新史学派”却存在相当程度的疏离。何氏对“新史学”的译述以偏概全，不得要领，有负“新史学”代言人之名。更重要的是，其本人的学术立场倾向于兰克派实证史学，继承伯伦汉、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的衣钵，强调史料工作的重要。就本质而言，何炳松归属于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与“新史学”貌合神离的何氏在“新史学”的传播者中竟能独占鳌头，既反衬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实证学风在中国史学界的强劲势头，又折射出“新史学”进入中国时所遭遇的尴尬与无奈。

作 者 | 陈峰，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原 载 |《文史哲》2020年第4期，第129-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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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译介西方史学闻名的何炳松是民国史坛上的一个重要角色。1924年后，随着何译美国鲁滨逊的名作《新史学》的广泛传布和流通，何氏遂顺理成章地化身为西方新史学的代言人，并俨然成为中国新史学的领袖，几与梁启超并驾齐驱。何氏译述西方新史学之功的确不可抹煞，可谓开风气之先，其对现代中国史学发展所产生的推动作用也无可置疑。但是，作为《新史学》译者的何炳松是否是美国“新史学派”的忠实拥护者和信奉者，并且身体力行，将美国新史学的理念和方法应用于中国新史学的塑造？换言之，何氏的某些译述内容是否反映了其本身的学术立场？其实，以往那种想当然的推论值得仔细考究。通过梳理和对比，我们将发现，何氏虽以译介《新史学》一书而驰誉学林，但他本人的学术取向与美国“新史学派”存在相当程度的疏离，而至多是“新史学”与兰克史学的混血，有负“新史学”代言人之名，今人视之为中国新史学的领袖，则更大错而特错。
本文试对此问题作一专门辨析，以澄清学界长期流行的误解。
一、何炳松译述《新史学》
的缘起与缺失
与胡适引进实验主义的情形大不相同，何炳松翻译《新史学》并非源自本人的自觉选择，而主要得益于外在的机缘。1913-1916年留美期间，何炳松主攻政治学，与当时美国涌动的“新史学”思潮并无交集。1917年，何氏回国受聘于北京高师和北京大学，主讲科目为西洋历史和“西洋文明史”，参照欧美原著编制教材，此时才开始接触鲁滨逊等人的欧洲史作品。当初何氏选择鲁滨逊派作品的缘由今天已难以追索，但依常理推断，留洋学者以传授输入西方新学为强项和急务，而鲁滨逊派正是风靡美国的新潮，因此得以进入何炳松的视野，成为其教学授课的蓝本。1920年，何炳松担任北大史学系“历史研究法”一课，以鲁滨逊《新史学》原本作教本，颇受学生欢迎。但何氏此时似乎并未真正认识到《新史学》一书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