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峰|错位的“新史学”：何炳松学术路向辨析(3)

何炳松对历史解释这重要一环并不十分在意，因而也就忽略了鲁滨逊“新史学”与兰克史学之间的分歧。
鲁滨逊的“新史学”是以社会科学的发展为基础和背景的，“正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渗透和影响下，历史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展，历史研究日益深化”，“才促使历史学不断地进步”。社会科学是新史学的命脉所在。离开社会科学的启发和诱导，也就无所谓新史学。而何炳松对此也没有充分的认识。他对史学与其他学科关系持保留和排斥态度。“据我们所抱的历史观念同教授历史的观念看起来，除非科目支配，以历史为中枢，要使历史同他种科目生出密切关系来，是不合理的”，“但是以历史为中枢，以他种科目为附属品，亦不一定是对的。凡百科目，各有事实，各有作用，非专心研究不为功。各种科目，各有天然接触的地方，排定科目，当然不能不注意这一点。但是一定要牺牲某种科目去迎合他种科目，那是不十分妥当的”。至于“新史学”输入中国之后，社会科学日益为史学研究者所重视，则非何氏始料所能及，纯属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何炳松对史学科学化问题的理解同样暴露了其对社会科学的疏远。何氏注意到鲁滨逊提出的史学科学化的困难，但对鲁滨逊指示的解决路径却并未领会。在鲁滨逊看来，历史学不可能成为一门像物理学、化学一样真正的纯粹的科学，其障碍有两重：一是材料的不完备，二是人本身的复杂性。尽管如此，历史学仍然应该向科学化的方向努力，其出路即在于与社会科学结盟，利用社会科学的成果。何炳松吸收了鲁滨逊史学不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的观念，强调史学和自然科学的差异，并在日后一再宣扬，以致被视为相对主义史学家。然而，与鲁滨逊不同的是，他认为史学要追求科学化，关键在于秉持求真的态度，从事严谨的史料批判工作。两者的思路显然是背道而驰了。
即使何炳松对进化论的认知也是流于表面。鲁滨逊的进化论是导向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从生物学家的进化论中学到了发生学的方法，将研究事物的由来作为首要任务。“探索事物成长的方法把善于思索的学者们引导到新史学演变的下一阶段，亦即最后阶段。这就是致力于历史的解释，其目的在于发现那些文明的变化和社会制度的起源具有何种意义。”而何炳松认为进化论的启示就是应用历史的眼光、历史的态度，研究变化的过程。何炳松在给梁氏弟子姚名达的信中说：“史家事业在于追溯源流，不在推求因果也。”可见，鲁滨逊借助进化论不但探究来龙去脉，而且要追索前因后果，而何炳松的进化论止步于描述，极力回避解释，二者的境界确有高下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