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峰|错位的“新史学”：何炳松学术路向辨析(5)

综上所述，何炳松虽为《新史学》全本的最早中译者，并借此声名鹊起，但却是有名无实，他与鲁滨逊的“新史学”之间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因而无法真正成为鲁滨逊“新史学”在中国的代表。几乎同时，“南高派”学人在《史地学报》上大力推介鲁滨逊派“新史学”作品，关注其最新动向，有的还接受了“新史学”的观点和思想。但由于“南高派”与以胡适为代表的“北大派”的对立，他们被视为旧派、保守派，其传播“新史学”的功绩被长期掩埋，引进西学的声名远在何炳松之下。
二、学舌兰克派：
何炳松本人的史学立场
何炳松是否能够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最终取决于他本人的学术立场和学术建树。最能体现何氏本人学术思想的当属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历史研究法》一书。齐思和认为，何氏此书虽然简短，但“对于西洋现代史学的认识却远胜于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
关于历史研究法，何炳松总的看法是：“史学研究法者，寻找历史真理之方法也。言其步骤，则先之以史料之搜罗及考证，次之以事实之断定与编排，终之以专门之著作，而史家之能事乃毕。”“历史为征实之学，故史料蒐集，尤贵能赅备无遗。……故博蒐史料之功，实研究历史之最要之义也。”“历史为物，史料是依。”可见，何炳松将史料工作置于历史研究的首位。
何炳松认为，史料是历史事实的记载，“历史以史料为根基”，“历史研究以史料为权舆，以事实为终点”。广泛搜集各种史料并加以考证，凭借推想工夫从事间接研究。他还强调，治史要多运用第一手材料，“史事以近真为尚，史料以原始为佳”。“历史著作得以不朽，端赖详尽之网罗，与考证之估价。”“研究历史，必加考证工夫，而后著作方有价值之可言，史学方有进步之希望。”考证之业有独树一帜的价值，“毕生尽力考证之功，亦学者分内之事”。历史研究虽以勒成专门著作为终点，但著作必须以考证为基础。何氏明确指出：“须知著作历史之际，不可信手拈来，即当妙谛。必须精心考证，方可成书。务使读者恍然于考证之是否经意，事迹之是否有征。凡是形涉传疑，事通附会，含毫若断，故牒无凭者，均应著其所疑，以待后人之别择：故著作之道，实缓而难行者也。”何炳松将考证作为史学研究科学性的支柱。
显而易见，无论就价值取向还是篇幅分配而言，《历史研究法》一书都是偏重于史料工作的探讨。何以如此？原因是何炳松依据的是兰克派的史学方法，而完全抛开了鲁滨逊的“新史学”。何氏自称：“著者之作是书，意在介绍西洋之史法。故关于理论方面，完全本诸朋汉姆、郎格罗亚、塞诺波三人之著作。”“德国朋汉姆著作之所以著名，因其能集先哲学说之大成也。法国郎格罗亚、塞诺波著作之所以著名，因其能采取最新学说之精华也。一重承先，一重启后，然其有功于史法之研究也，则初无二致。”由此可见何炳松对朋汉姆（又译伯伦汉）、郎格罗亚、塞诺波三人的推崇和倚重。而一般认为，兰克的再传弟子朋汉姆的《史学方法论》一书是化约兰克史学为方法论的巨著；后来法国学者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基本呼应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强调文献史料及其批评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