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峰|错位的“新史学”：何炳松学术路向辨析(6)

此书讲求文献之实证考订，代表兰克的史学方法，而两位法国学者师承之。“在法国史学界，《史学原论》享有与伯伦汉著作同等的地位。由于道出同源，它们均可视为兰克史学在方法论上最终的陈述。”所以，此时何炳松已经加入兰克派的阵营，而与鲁滨逊的“新史学”分道扬镳了。
诚然，何氏在书中对偏于考证也有非议，认为考证与著述不可偏废。他说：“至于好尚之徒，视考证为雅人深致，视著述为无足重轻。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究其结果，则拉杂成章，漫无条理。岂特博而寡要，亦且劳而无功。而此辈又或以为凡属史材，皆有价值，不应有重轻之别，或详略之分”。何氏主张兼重二者，“无考证而言著述，必流为无根之谈；舍著述而事考证，又何异无的之矢”。在此，何炳松对尚考证轻著述的倾向批评尖锐，对二者关系的估量也可谓公允。但是，他的这一认识一方面是顾及历史研究工作程序本身的完整性，不完全体现他本人的倾向性，另一方面，这一认识主要源自中国传统史家章学诚等对记注与撰述、史料与著作的辨别区分，“吾辈有志于国史之整理者对于刘郑章诸氏史料著作应分两家之说正宜尽力发扬，固可无待于稗贩西洋史学而后恍然大悟，涣然冰释也”。
这表明，何炳松的自圆其说主要基于中国传统史学的立场，与西方史学甚少关联。
何炳松对鲁滨逊“新史学”视为动力源泉的社会科学怀抱很强的成见。在他看来，“方今社会科学，日进无疆；然研究虽精，迄未完备”。社会科学“徒事直接观察，仅能明白现情”，而不能知悉“演化之迹”。他一再强调史学与社会学的分野，指出二者在目的、方法和研究结果上的不同。“社会学为研究社会之自然科学，其所取方法，与史学异，而与自然科学同”，“欲以社会学之方法施诸史学，以求人类活动之常规。其言似是，其理实非”。社会学的理论方法与历史学是互斥的。这样，何氏的历史研究法就将社会科学拒之门外了。
1928年8月，何炳松在上海尚公学校作题为《历史研究法》的讲演，内容与《历史研究法》一书大同小异，只是加以简化和通俗化。何氏提到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史论”，他持贬斥态度：它“绝对不合科学态度”，“不应该在历史著作中占丝毫地位”，“《四库全书》史部中史评一类的著作，是科举时代的古董，除一部分与史法批评有关的著作以外，其余都应该排斥的”。何炳松直接取消了史论的史学资格。再者，何氏认为，历史求真的态度，使“我们仍旧可以把他列在和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里面去”。基于史学与自然科学或社会学的不同，何氏反对在历史中求因果。此外，他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取材精审大加赞扬，认为“现代西洋所谓历史研究法，其精神和态度，原亦不过如此”。这与傅斯年的认识颇为契合。傅斯年认为《资治通鉴》“考异”是“在中国详述比较史料的最早的一部书”，从中可见“史学方法的成熟，和整理史料的标准”，“直是一部史料整理的应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