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峰|错位的“新史学”：何炳松学术路向辨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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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炳松在其他场合表达过类似的意见。其《历史研究法》一书的序中指出：“西洋各国自十九世纪民族主义兴起以来，对于国史材料之搜集，莫不聚精会神，唯力是视。如德国之史料集成，英国之史料丛书，法国之史料汇编，皆其最著之实例也。故西洋史家一方固努力于撰述之功，一方亦努力于记注之业。”何炳松以西方史学的发展为参照，强调通史非史学的全部。他还提出：“专家所致意者，非常人之通史，乃专门之著述。”他在1928年《历史研究法》讲演的末尾说：“我们一方面固然应该努力于通史的编辑，以便普通人的阅读，一方面亦应该拥护我们可贵的史料。因为没有史料，通史是没有办法的。总括的一句话：历史研究法的本身，先要分析，后再综合，显然具有分工合作的精神。我们有志于整理中国史的人亦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先努力去做专篇的著作，再去做通史的工夫。
行远自迩，登高自卑，这是科学家进行工作的步骤，亦应该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进行工作的步骤。我很希望我国的新史学家少抱一点编辑通史的野心，多做几篇彻底研究小问题的专著。”直到1939年他在为陈高佣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做序时还说：“新史学的最后目的自然在要求产生一部‘尽善尽美的’全国国民都应该也都能够阅读的通史。但这巨大的文化工作，在今日从事史学研究的人，都知道不是一个人的力量与短促的时期内所能产生；所以近二十余年来，中国史学家或努力于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或埋头于专史的计划与撰写，而且也都已有不少的成绩继续地向社会呈现。这种在史学基础上所做的艰苦的‘打桩’的工作，不仅仅是中国史学界进步的现象，而且也是十足地表现出整个民族精神的努力向上！”以上言论表明，何炳松虽将通史编纂作为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当务之急却是史料工作和专题研究。
何炳松本人也曾着意于通史撰述。1924年，他明确表示：“现在在浏览二十四史，妄思于读后编一部中国文化史。”文化史在时人（如梁启超、胡适）眼中即是一种通史，以文化史为名，盖与往昔之政治通史相区别。何氏的文化史研究“主张从正史入手，并主张以说明历代之‘一般状况’为主”。为避免以成见入史，“故主张于纂述之先，先读正史。以朱笔点其可取之材。然后录而出之，注明出处。再剪而类别之。加以素描，标以主题，依其前后轻重而次之”。运用这种方法做成的文化史，实际上只是“二十四史”的材料汇编。1925年何炳松完成的《五代时之文化》一文，十之九皆录《旧五代史》原文。后来何氏兴趣转移，其文化史研究计划遂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