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峰|错位的“新史学”：何炳松学术路向辨析(9)

从以上何炳松自身的著述中可以发现，何氏在基本学术立场上倾向于兰克派实证史学，将伯伦汉、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奉若神明，强调史料工作的重要。而他对于当时新史学的若干主张和作为，则持一种批评态度。他轻视和贬低社会史，目之为历史之残余；对以统计法、生物学方法、自然科学方法、经济史观、分类方法等研究历史的新尝试，斥之为“似是而非、偏而不全之方法”。“新史学”所提倡的恰为何氏所反对的。一言以蔽之，在学术取向上，何炳松背弃了“新史学”。
三、何炳松的学术认同及其因由
对于何炳松的假新史学之名以行旧史学之实，同时代的学者其实已有觉察。1933年，刘静白在《二十世纪》第33卷第2期发表长达十万字的文章《何炳松历史学批判》，同年上海辛垦书店将此文作为批判丛书之一出版。刘静白对何炳松的历史学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他指出：何炳松“虽当了新史学派的媳妇，还可以和瑟诺波结婚生子”，瑟诺波的历史研究法为何氏所全盘接受。因而，何炳松的“历史研究只是史料研究”。何氏一味信仰史料成为拜物教，其工作的终点是事实，他的研究“只是提供史料，或美其名曰整理史料”。刘静白的论作基于唯物史观的立场批驳何炳松的史学思想，其中不乏过激之论，但“何炳松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论断的确击中要害。他最先发现何炳松背离了鲁滨逊的“新史学”而倒向实证派一边。
中山大学的“现代史学派”对何炳松的学术倾向有类似的认识。1935年10月，陈啸江表示认同刘静白的看法，将“介绍西洋史法到中国的第一人”何炳松作为“史学即是史料学”观点的代表人物。而“史学即是史料学”这一观念导源于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在中国则为傅斯年所承受和宣扬。1940年，朱谦之在《现代史学概论》中也对何炳松的史学主张有所反省。朱氏对兰克派史学方法的缺陷有清醒的认识：伯伦汉、瑟诺博司“对于史料的搜集，史料的批判，是很有卓著的成功的”，但“他们对于史料的解释还是外行，不能建立出一部完备的历史方法学”。《史学原论》中的历史方法学已经落后于时代了。他指出，“历史方法本身决不仅如Seignobos或何炳松先生所说似的是‘考验这些资料，以求达到证实那些古代事实’之历史方法，乃在应用各种方法采集事实之外，还要应用发生的方法，来指示人类进化的途径”。
稍后，他又指出，何氏所作《历史研究法》，“即完全不晓考证派方法论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