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峰|错位的“新史学”:何炳松学术路向辨析(9)

2024-09-29 来源:旧番剧
从以上何炳松自身的著述中可以发现,何氏在基本学术立场上倾向于兰克派实证史学,将伯伦汉、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奉若神明,强调史料工作的重要。而他对于当时新史学的若干主张和作为,则持一种批评态度。他轻视和贬低社会史,目之为历史之残余;对以统计法、生物学方法、自然科学方法、经济史观、分类方法等研究历史的新尝试,斥之为“似是而非、偏而不全之方法”。“新史学”所提倡的恰为何氏所反对的。一言以蔽之,在学术取向上,何炳松背弃了“新史学”。
三、何炳松的学术认同及其因由
对于何炳松的假新史学之名以行旧史学之实,同时代的学者其实已有觉察。1933年,刘静白在《二十世纪》第33卷第2期发表长达十万字的文章《何炳松历史学批判》,同年上海辛垦书店将此文作为批判丛书之一出版。刘静白对何炳松的历史学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他指出:何炳松“虽当了新史学派的媳妇,还可以和瑟诺波结婚生子”,瑟诺波的历史研究法为何氏所全盘接受。因而,何炳松的“历史研究只是史料研究”。何氏一味信仰史料成为拜物教,其工作的终点是事实,他的研究“只是提供史料,或美其名曰整理史料”。刘静白的论作基于唯物史观的立场批驳何炳松的史学思想,其中不乏过激之论,但“何炳松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论断的确击中要害。他最先发现何炳松背离了鲁滨逊的“新史学”而倒向实证派一边。
中山大学的“现代史学派”对何炳松的学术倾向有类似的认识。1935年10月,陈啸江表示认同刘静白的看法,将“介绍西洋史法到中国的第一人”何炳松作为“史学即是史料学”观点的代表人物。而“史学即是史料学”这一观念导源于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在中国则为傅斯年所承受和宣扬。1940年,朱谦之在《现代史学概论》中也对何炳松的史学主张有所反省。朱氏对兰克派史学方法的缺陷有清醒的认识:伯伦汉、瑟诺博司“对于史料的搜集,史料的批判,是很有卓著的成功的”,但“他们对于史料的解释还是外行,不能建立出一部完备的历史方法学”。《史学原论》中的历史方法学已经落后于时代了。他指出,“历史方法本身决不仅如Seignobos或何炳松先生所说似的是‘考验这些资料,以求达到证实那些古代事实’之历史方法,乃在应用各种方法采集事实之外,还要应用发生的方法,来指示人类进化的途径”。
稍后,他又指出,何氏所作《历史研究法》,“即完全不晓考证派方法论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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