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峰|错位的“新史学”：何炳松学术路向辨析(11)

但中国学术界很少人注意到两派这种方法论上的差别。而兰普勒希特的文化史学是鲁滨逊新史学的源头之一，二者桴鼓相应，志同道合，成为推动世界史学向社会和文化史范式转向的重要力量。
这种对西方史学新旧不分、“直把杭州作汴州”的现象具有一定普遍性，不独何炳松为然。视兰克史学为新史学的学者不在少数。1922年姚从吾赴德，在接触了兰克史学方法后，“始而惊异，继而佩服，三年之后渐有创获，觉Ranke及Bernheim的治史，实高出乾嘉一等。他们有比较客观的标准，不为传统所囿，有各种社会自然科学的启示、指导，可以推陈出新。”他1934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开设史学方法课，以德国史学主要是兰克学派的治史方法为基本依据，几乎完全脱胎于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而对新史学似乎一无所知。1935年姚氏始对德国新文化史派有所了解，但其学术观点一仍其旧。可见，他是将兰克派史学方法作为最新、最科学的方法了。直到1970年代，毛子水还将师承兰克派的姚从吾与以社会学方法治史的李玄伯等量齐观，称他们都是“以西方学者最进步的治史方法启导后学的”，觉察不到二者之间的根本分野。
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合著《史学原论》的中译者李思纯对西方史学的发展脉络同样缺乏认识。他在“译者弁言”中列举欧美论史学方法的专书，竟将《史学原论》与鲁滨逊的《新史学》、塞利格曼的《历史的经济解释》等相提并论，且认为后两书较之前者，“咸有逊色”。在他看来，讨论“抽象史法而体大思精之作”，《史学原论》“当首屈一指也”。李思纯不但没有意识到《史学原论》与鲁滨逊的《新史学》之间的对立，而且以《史学原论》为先进。他对西方史学演进脉络的了解可谓相当隔膜。
即使是李璜也未能将西方新旧史学明确划界。李璜在法国巴黎大学留学时，曾师从瑟诺博司。1924年李璜回国任教于武昌大学和北京大学，传播师说。1926年，李璜发文指出：“近三、四十年来，因社会科学与历史科学的同时发展，更是彼此影响而关系愈密。”“历史学的发展，实大有功于社会科学。……近今社会科学的发达，也实使历史内容改了观。”受瑟诺博司影响，李璜承认由于历史学家的参与，社会科学从偏于理论转向留意事实，但与瑟诺博司对社会科学持批评立场、社会科学单向依赖于历史方法不同，李璜更接近鲁滨逊“新史学”的观念，认为历史学与社会科学是互助互利的关系。1928年，李璜出版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一书对瑟诺博司之说多有采择，但又有所批判和超越，在其框架内做出新的阐发。此书借用了孔德的观点，还可能吸取了巴恩斯1925年出版的《新史学与社会科学》中的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