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峰|错位的“新史学”：何炳松学术路向辨析(12)

李璜尽管对兰克派的科学化史学已产生质疑，但态度尚不明朗，未做破旧立新的宣示，而是试图调和折衷兰克派与“新史学派”。李璜尚且如此，何炳松新旧莫辨而舍新从旧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二，1920年代流行的学术风气也是诱使何炳松偏离新史学、皈依兰克史学的重要因素。“五四”以后，胡适高唱的实验主义风靡学界，“古史辨”运动如火如荼，史料考证方法借助“科学”的威名蔚为历史研究的主流，达到乾嘉之后的又一高峰。即便是“新史学”革命的先锋梁启超也改旗易帜，化身为实验主义的附庸，加入“整理国故”的大合唱中，提倡文献史料之学。由此，梁氏对西方史学的引介也发生了巨大转变。梁启超策动的晚清新史学思潮或“史界革命”时依据的是西方文明史学。有学者注意到，梁启超早年倡导的“新史学”与鲁滨逊的“新史学”如出一辙，不谋而合。而1920年代梁氏撰述《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受到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和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的影响。与昔日着力于新史观、新体系的建构不同，梁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的重点已转向史料的搜求和整理。
可见，在实证学风的裹挟下，以梁氏的地位和资望，都不免改弦更张，尾随于胡适之后，何炳松又如何能够与这一强大潮流相抗衡？何况何炳松与胡适的关系更加亲近，更容易产生认同感。他们在学术上形成共识、互相呼应也就顺理成章了。由此也反映出外来学理与本土学术气候的契合度直接影响其引进传播的过程和效果。
结 语
何炳松以迻译《新史学》扬名学界，被誉为系统输入西方史学理论方法的第一人，此后他仍陆续引介“新史学派”的作品。然而，何氏本人其实更心仪和流连于兰克式实证史学，继承伯伦汉、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的衣钵，其代表作《历史研究法》即是明证。就本质而言，何炳松归属于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这样，与“新史学”貌合神离的何氏反而拥有一种双栖优势，其声名和影响力远过于其他“新史学”的传播者。这既反衬出20世纪20年代实证学风在中国史学界势头之强劲，又折射出“新史学”进入中国时所遭遇的尴尬与无奈。
民国年间，美国“新史学派”的主要作品几乎全部被译为中文，兰克派史学作品的译介却较为稀少。然而，美国“新史学”传入中国后缺乏适宜的学术土壤而难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主因是当时国内社会科学各门类尚未发育完备，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自然大受制约；兰克派史学却因与乾嘉考据学的成功汇流上升为民国史学的主导性趋向。总体而言，美国“新史学”在民国史坛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远逊于兰克派史学。何炳松身上呈现的悖论集中反映出民国学界因自身情境在引进西史方面所发生的时代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