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峰|错位的“新史学”：何炳松学术路向辨析(2)

何炳松译《新史学》恰巧，北大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受德国新文化史派兰普勒希特的启发，正谋求推行社会科学化史学，主张“研究历史，应当以社会科学为基本科学”。而美国“新史学派”提倡“历史家始终是社会科学的批评者同指导者，他应该将社会科学的结果综合起来，用过去人类的实在生活去试验他们一下”，与兰普勒希特“殊途同归，都归到社会科学那方面去”，这才有朱氏请何炳松着手翻译《新史学》之事。于是何炳松于1921年2月开始动手，至8月完成初稿。这样看来，何译本的问世主要源自朱希祖的鼓动和怂恿，而非何氏本人对《新史学》的服膺和信从。
更关键的是，何炳松对美国“新史学”只是临时抱佛脚，认识自然难以精确到位。何氏在《新史学》的《译者导言》中如此概括“新史学”的要义：“研究历史的人，应该知道人类是很古的，人类是进步的。历史的目的在于明白现在的状况，改良现在的社会。当以将来为球门，不当以过去为标准。‘古今一辙’的观念同‘盲从古人’的习惯统应该打破的，因为古今的状况，断不是相同的。”不难看出，在何氏心目中，进化观是“新史学”的精髓所在。而美国“新史学派”代表巴恩斯（又译班兹）对“新史学”的总结则是：第一，“它试图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对文明历史的总体进行重建”。第二，新史学工作者“熟悉生物学、人类地理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第三，“进化的观点和生长的态度的胜利，乃是真正的革新，是独特的事情，它引导历史家首先把注意力集中于说明：现时的秩序是怎样形成的。
这便是最完整意义上的真正新史学。”他认为“最具创造性和最革新的一段，是‘历史的同盟者’那一章”。相比之下，何炳松对“新史学”体系的认识并不全面，而更集中于历史进步论，对社会科学化缺乏应有的重视，回避了“新史学”的核心问题，反而与胡适提倡的实验主义方法异曲同工。
再者，何炳松对鲁滨逊“新史学派”的产生脉络也严重失察。何氏认识到，“新史学”反对局限于政治史和军事史的旧史学，反对崇古守旧的旧史学，但他没有进一步觉察到，新史学是对以考证叙述为能事的兰克史学的反动。鲁滨逊明确提出，“决意慎选历史的材料，同决意据实记载这两件事体，无论如何不过是科学化史学的初步”，还必须选择和解释历史事实。“历史这东西，二三千年来，仍旧是一种过去事实的记载，这个定义还可满足一般没有思想的人，但是据实记载是一件事体，要想确定事实的所以然，是另外一件事体”。“历史家从此以后不但应该研究事实的‘然’，而且应该研究他们的‘所以然’”。鲁滨逊的新史学主张在批判史料和据实记载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致力于历史的解释和理解，“补充兰克对于过去事变之无的搜求”，以达到利用过去认识现在和谋划未来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