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向西方翻译儒家经典的中国人(6)

正是早期的这种教育使他有一种翻译和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感。正如前面所说，他对西方人翻译的中国经典非常不满，认为糟蹋了中国文化，误导了西方人。因此，他也有翻译中国经典的紧迫感。
1898年，他在武昌湖广总督衙门完成了《论语》的英译。在译序中对翻译此书的目的和原因作了说明：他认为《论语》“这本蕴涵着孔子及其弟子一贯之道的言论集……是一本给予了中国人智识和道德装备的书”。但是，西方人没有将书中的“智识和道德”准确明白地翻译出来。
他说：“对于绝大多数英国读者而言，我们却不能不认为，理雅各博士在其译著中所展示的中国人之智识和道德的装备，正如同在普通英国人眼中中国人的穿着和外表一样，必定会使其产生稀奇古怪的感觉。”
因此，他决定重新翻译《论语》。他的翻译果然与之前的一切翻译都不同，他在序言中对他的翻译理念和方法作了说明：“为了尽可能地消除英国读者的陌生和古怪感，只要可行，我们都尽量去掉所有那些中国的专有名称。最后，为了使读者能彻底到家地理解文本内容，我们还加了一些注释，引用了非常著名的欧洲作家的话。通过征召这些欧洲读者熟悉的思想系列，对于他们或许会有所帮助。”
他接着说：“我们只是想借此表达这样一个愿望：即受过教育的有头脑的英国人，但愿在耐心地读过我们这本译书后，能引起对中国人现有成见的反思，不仅修正谬见，而且改变对于中国无论是个人、还是国际交往的态度。”
由此可见，辜鸿铭决心翻译《论语》的目的是为了“纠偏”。从这一目的出发，他的《论语》翻译实际上是一种“释译”，即彻底理解《论语》每一句的意思之后，用优雅的英文将这个意思表达出来。
虽然，现在翻译界许多人对辜鸿铭的这种翻译方式提出批评，认为没有完全忠实于原文。但从辜鸿铭的角度看，这种“跨文化传播”方法达到了他的目的，取得了好的效果。
按照他的这种翻译理论和方法，辜鸿铭将《中庸》书名翻译成“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普遍秩序或人生之道）。他为什么要翻译《中庸》呢？他认为，中国文明是一个道德的、真正的文明，中国人民有强大的道德责任感。《中庸》“是对这种道德责任感的阐述和解释，它构成了中国文明设计下的人类行为和社会秩序的基础”。
他在译序中评价：“就我有限的知识来看，在所有欧美文学作品中，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都没有见过像在这本小书中所发现的那样简单明了到了极点，同时又如此完整而丰富的关于道德责任感或道的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