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向西方翻译儒家经典的中国人(5)

辜鸿铭认为，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完全不同，有其独特性。中国文明的起源、发展乃至赖以存在的基础，同欧洲人的文化完全不相干。因此，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人，不仅有必要用外于他们的中国民族之观念和概念来武装自己，而且首先要找到它们在欧语中的对应物。假如这些对应物不存在，便要分解它们，看看这些观念和概念可以归属于普遍人性的哪一面。
他举例说，在中国经典中不断出现的“仁”“义”“礼”，英文一般译作benevolence，justice，propriety。“然而当我们审查这些英语单词和它们的内涵时，发现它们竟然是那么地不合适：它们并不包含这些中国字具有的全部意义。”他认为，humanity可能是那个被译成benevolence的中国“仁”字最恰当的翻译。正是按照这一原则，辜鸿铭将儒家典籍《大学》书名译为《Higher Education》，而不是当时为外国人所熟悉的“Great Learning”，显然辜译更能体现该书的内容、语意更明确好懂。
翻译儒家经典传播中国文化
正是激愤于西方对真正中国文化的无知和误解，为纠正西方不恰当的翻译而产生的负面效果，辜鸿铭开始有计划地翻译儒家的经典。
中国儒家经典的西译始于明朝末年，翻译者都是西方来华的传教士，而且多是译成欧洲上层知识分子通晓的拉丁文，到清末之后才有了法、英、德语译本。限于他们的汉语水平，这些西人的翻译存在不少问题。
但是，由于清朝的闭关锁国，中国人对西方基本上毫无所知，对于西方传教士是如何介绍翻译中国文化经典的，更是没有人知道。1861年清朝开设京师同文馆之前，中国根本没有懂西语的人才，在中国的知识界没有人能将儒家经典翻译成外文。直到1898年辜鸿铭英译《论语》之前，没有中国人做西译中国经典这项工作。
早在欧洲留学时，辜鸿铭就意识到翻译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学者兆文钧在《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中写到，辜鸿铭义父布朗告诫他：“我计划让你在德国学科学，再送你去英国学文史哲学及社会学。学成之后，送你回中国，你再把中国的经典著作，背得熟熟的，学深学透。然后，将中国学术思想与欧洲学术思想，融会贯通，得出正确的结论，给人类指出一条光明的大道，让人能过人的生活！……我希望你学通中西，就是为了教你担起强化中国，教化欧洲和美洲的重任。”
在法国游学时，一位老教授告诉他：“你们中国的《易经》是很有价值的经典。可惜，我不通中文，这是我终身的遗憾。我所读到的是一些法文和拉丁文翻译片段，虽然不全面，未能将《易经》的真价值全盘托出；但是《易经》哲学已经光芒万丈，炳如日月星辰！你只通西学不成，归国后，要深入研究《易经》。”这位教授还劝他不要继续在欧洲逗留，应赶快回国学习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