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向西方翻译儒家经典的中国人(4)

由于西方的中国学存在上述两个缺限，带来两个对中国错误的认知：
一是只关注和翻译中国文学中那些平庸和毫无价值的小说与其他作品，由此得出：“中国人智力贫乏”和“中国文学不道德”的荒谬结论。
他说，欧洲人了解中国文学主要是通过翻译过去的小说，而且只是一些平常的小说。这就好比一个外国人通过那类学龄儿童阅读的小说来评价英国文学一样可笑。
他认为，从前研究中国的外国人的译作，是把儒家经典排除在外的，自然看不到中国文化中的道德内容，从而得出中国文学不道德的错误结论。
二是“习惯于仅仅以孔子的名义合成的那些作品来设想和建构他们对中国文学的评价”，忽视中国文学形式的丰富性、多样性及其后来的发展。这样也不可能对中国文学做出正确而符合实际的评价。
他对西方学者翻译的中国经典很不满意。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人，从1861年到1886年的25年间，将《四书》《五经》等中国主要典籍全部译出，共计28卷，名为《中国经典》。
但是，辜鸿铭引用另一个英国汉学家，曾任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总主笔的巴尔福的评价说：“理雅各在翻译这些经典的过程中，大量地依赖了那些生造的专门术语。我们感到理雅各博士所借用的那些术语是深涩、粗疏和不适当的。有些地方简直不合语言习惯。”
这是就形式而言，那么内容如何呢？辜鸿铭认为：“可以肯定，如若理雅各博士没有设法在头脑中，将孔子及其学派的教义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把握，他是无法阅读和翻译这些作品的……因此，总体来说，理雅各博士对这些经典价值的评判，无论如何不能作为最后的定论来接受。”
他对巴尔福翻译的《庄子》批评更尖锐，他说：“巴尔福先生的作品一点也算不上翻译，简直就是胡译。”“他既未弄懂许多单字的意思，又未能对句子的语法结构做出正确的分析，还没有准确地理解段落的安排。”
从辜鸿铭这些分析批评看，当时西方虽然翻译了不少中国经典，但对中国经典所包含的深刻思想并没有反映出来，甚至糟蹋了经典，使西方轻视了中国经典的价值。
这说明，在一些西方汉学家努力之下，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虽然取得了不少成就，反映中国文化的经典终于被译介给了西方，但因为存在前述的形式和内容方面的问题，传播的效果有限，甚至可能起到了反效果，降低了西方对中国文化价值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