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放春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理性”的历史与历史的“无理性”(2)

玛丽安妮·韦伯著《马克斯·韦伯传》

约阿希姆·拉德考著《马克斯·韦伯传》
就这部作品在韦伯著述中的地位而言，其重要性亦毋庸置疑。《新教》研究专家、英国历史学者格奥西（Peter Ghosh）认为，这部作品标志了韦伯智识生涯中的一次“断裂”，或者说一次创造性“突破”。它是韦伯关于西方现代性——所谓“现代文明”（Kultur）——之特点的首次阐发。格奥西甚至认为，《新教》提出的命题构成韦伯此后的学术工作（包括其比较宗教社会学系列研究以及《经济与社会》的写作）围绕的轴心所在。就此而论，后续的思想延展相比《新教》都只具有次级的地位（参阅Ghosh, Max Weber and The Protestant Ethic: Twin Histor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viii, 183-184）。韦伯本人也非常钟爱这部未竟的作品，晚年将它收入其《宗教社会学文集》第一卷并列为首篇。
不惟如此，他还为准备《新教》的再版花很大精力作修订、补注等工作。

彼得·格奥西著《马克斯·韦伯与〈新教伦理〉：双重历史》
在韦伯身后，这部作品何以获得了如此受人瞩目的学术经典地位？《新教》的原创性在于独辟蹊径从十六、十七世纪“禁欲主义新教”（asketischen Protestantismus/ascetic Protestantism）塑造的生活伦理及其历史演变中梳理、辨识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文化“出身”。这项“精神”史的考察，揭示出看似极度悖反的历史谱系关联，其反直觉的论断深深震动了韦伯的同时代人。例如，在192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奥地利学者施庞（Othmar Spann）有感于韦伯命题的不可思议，形容它就像是“要从火热出发来解释冰冷”一样悖反（转引自Joshua Derman, Max Weber in Politics and Social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