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放春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理性”的历史与历史的“无理性”(3)

二战后，韦伯成为西方（首先是美国）社会科学界的热点人物，而经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翻译的《新教》也随之逐渐获得了经典地位。特别是对英美世界而言，这部由一位来自非英美世界的欧陆学者撰成的文化史杰作——或可称作是一部“精神”资本论——揭示出了现代西方文化的英美清教（韦伯所谓“禁欲主义新教”）渊源。因此，它受到英美世界的特别推崇就在情理之中了。至于二战后的联邦德国，《新教》则是在接受帕森斯式的现代化理论“再教育”过程中才重新“复兴”起来。

约书亚·德曼著《政治与社会思想中的韦伯：从超凡魅力到封为圣徒》
对中国读者而言，《新教》又有着别样的知识与政治意涵。上世纪八十年代，伴随着社会科学“补课”，帕森斯的《新教》英译本被引入大陆。特别是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的中译本（于晓等译，收入“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流传甚广。此后，《新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国内学界管窥“西方”文化堂奥的重要门径。同时，它在相当程度上也和现代化理论范式建立起密切关联。特别是韦伯在那篇著名序言中的发问——“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呢？”（1987年版中译本，“导论”，15页）——不知曾深深震撼过多少中国学人的心灵。

1987年出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译本
然而，在《新教》的全球学术传播过程中，不免由于时空错位、文化隔膜而造成诸多的误读。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文化史考察高度凸显了基督教文化特别是“理性的”禁欲主义新教伦理在现代资本主义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到1920年《新教》收入其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再版中时，他为文集撰写的序言中则将研究题域进一步拓展为“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spezifisch gearteten „Rationalismus“ der okzidentalen Kultur）问题（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18, Tübingen: J. C. B. Mohr, 2016, S.116）。实际上，这个远为宏大的问题意识是1909年前后才开始发展出来的，而并不是韦伯1904年发表《新教》第一部分“问题”时的问题意识（参阅《韦伯传》，263-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