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放春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理性”的历史与历史的“无理性”(4)

韦伯研究权威专家、德国社会学家施路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将此称为韦伯思想的“第二次突破”（Schluchter, Rationalism, Religion, and Domination: A Weberian Perspective, translated by Neil Solom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44-48）。然而，帕森斯的《新教》英译本（在英方出版社安排下）将这篇序言以“作者序言”为题放置在《新教》正文前，导致了几代读者的误会。在汉语学界，从起初的“文化决定论”批判到近来的“文化帝国主义”指控，对《新教》的各种误读可谓比比皆是、层出不穷。

帕森斯1930年《新教》英译本

沃尔夫冈·施路赫特著《理性主义、宗教、支配：一个韦伯式视角》
实际上，此前已有不少学者关注到《新教》前、后两个版本的差异，并强调《新教》最初文本独立的研究价值。美国历史学者利伯森（Harry Liebersohn）指出，韦伯后来对《新教》的增订旨在使其契合于他关于世界诸宗教的比较研究这一更为宏阔的语境，然而却在某种程度上模糊了其研究初衷（Liebersohn, Fate and Utopia in German Sociology, 1870–1923, MIT Press, 1988, p.226）。例如，韦伯在其分析中高度凸显了加尔文宗（及其他禁欲主义新教派别）与路德宗之间的差异。其中隐含的政治用意，可说是为正在崛起中的德意志民族与帝国提供一个从文化上反省自身弊病（路德宗的“传统主义”、俾斯麦式的政治威权主义）的历史借镜。借用德裔美国学者罗特（Guenther Roth）的说法，就是“要把盎格鲁-撒克逊的过去当作一面镜子来映照德国的现实”（罗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