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放春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理性”的历史与历史的“无理性”(6)

如果带着法则性社会科学的思维方式来阅读这部作品，则势必造成误读。如果对韦伯前期的“历史的文化科学”（historische Kulturwissenschaft）观点缺乏必要的了解，而直接带着他在后期发展出的“理解社会学”（verstehenden Soziologie）观点来阅读这部作品，也可能会产生相当程度的误读。
又如，《新教》常被视作一部“西方”（面向“非西方”）自我言说的经典。的确，对于任何阅读帕森斯译本的读者而言，首先跃入眼帘且印象深刻的就是韦伯在“序言”中围绕“西方”（Okzidents/the West）展开的“洋洋自得”的言说。然而，如前所述，韦伯最初写作《新教》时的经验立足点并不是作为整体的“西方”。在韦伯的基督教“西方”文明图景中，至少存在传统天主教世界（如意大利和波兰）、路德宗的德国以及盎格鲁-美利坚清教世界三个文化板块。即使在德国内部，也存在普鲁士的路德宗与西南德国的新教之间的差异，更不用提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巨大文化差异了。韦伯在《新教》中着力凸显的则是加尔文之后的英美清教文化对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独特历史贡献。论其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意义，相较于“禁欲主义新教”，天主教、路德宗和诸如伊斯兰教、佛教、儒教等亚洲宗教一样都属于“传统主义”的范畴。
就此而言，与其说《新教》建构了“西方”，倒不如说它解构了“西方”更确切些。这跟韦伯在1920年序言中的立意存在很大的反差。如果带着序言中浓墨重彩描绘的“西方”意象来阅读《新教》，则很容易“跑偏”、迷失。
因此，阅读这部经典，最好是先把“序言”放到一边，直接进入文本正文。这样，更有利于把握韦伯原初的问题意识。反过来，先对《新教》这项研究的理路及其方法论原则有了较好的了解后，再来读韦伯的文集序言，就能对他关于西方文明“特有的‘理性主义’”这个问题意识有更为准确的把握。实际上，这是在不同的研究规模尺度（scale）上提出的问题。在世界不同文明（“宗教”）之间展开社会学的比较研究时，“西方”才被视为一个“整体”，而淡化了其内部的差异或者说复杂性。它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历史个体”，尽管就其对于世界历史进程而言可能具有“普遍”意涵。相应地，韦伯所谓“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并不是说唯独在西方才产生了“理性主义”，才有“理性化”进程。恰恰相反，他在文集序言中明确提出：在世界各文化圈（Kulturkreisen/cultural circles）中，“理性化”会以极为不同的方式在众多不同的生活领域中出现（Max Weber Gesamtausgabe, I/18, S.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