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放春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理性”的历史与历史的“无理性”(7)

韦伯在序言中当是借用了民族学家格雷布纳（Fritz Graebner）提出的“文化圈”概念，可惜帕森斯将之误译为“文化的各个领域”（areas of culture），以至以讹传讹。实际上，韦伯关于“理性主义”“理性化”的知识立场是多元主义的，而不是一元主义的。如果我们先读《新教》就知道，韦伯的多元主义“理性”观在里头已经初步形成。他明确认为，人们“可以从根本不同的基本观点并在完全不同的方向上使生活理性化”（1987年版中译本，57页）。而在后期的比较宗教社会学研究中，韦伯进一步将这一基本原则运用到关于世界诸文明（“文化圈”）的认识。例如，他在关于中国文明的开创性研究中将儒教视为与清教截然不同的“理性主义”类型。应该说，这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先锋的，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当然，身为一个“欧洲文明之子”，韦伯主要关注的是现代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问题。

马克斯·韦伯全集第十八卷《新教》
无论是前期关于“资本主义精神”之独特性还是后期关于“西方理性主义”之独特性的探究，都和韦伯在与《新教》同时期发表的《社会科学认识与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这篇重要论文中阐述的社会（文化）科学方法论息息相关。因此，结合这篇方法论文献来阅读《新教》是一条重要门径。初步了解了韦伯关于“文化实在”“历史个体”“因果归责”“理念型”“价值自由（免于价值评判）”等一系列“历史的文化科学”方法论原理后，再来阅读《新教》，就能对韦伯如何在实质性经验研究中贯彻其科学方法有较好的把握了。
《新教》不仅出色贯彻了韦伯式文化科学方法，而且集中展示了韦伯式文明史（文化史）钩沉的匠心独运。“往昔如异邦”（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韦伯在行文中不厌其烦地反复提醒读者，《新教》所呈现的这段“精神”史是已经习惯于人本主义、幸福主义思维的现代人难于理解的。为此，他在开篇提出问题后特别提醒读者不要带着现代思维而把“工作精神”的觉醒理解成是为了追求现世幸福，也不能在“启蒙”的意义上来理解它（第一章）。与现代人耳熟能详的启蒙叙事截然不同，韦伯着意从宗教改革出发来勾勒西方现代文化的另样历史叙事。无论是十六世纪加尔文宗教义的极端非人性（第四章），还是十七世纪英格兰清教教牧实践对信众的巨大影响（第五章），抑或是十八世纪北美新英格兰人的“资本主义精神”（第二章），对现代西方人而言都是非常陌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