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放春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理性”的历史与历史的“无理性”(5)

《绪论》，载莱曼等编：《韦伯的新教伦理：由来、根据和背景》，阎克文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页）。这与1920年序言的立意可谓大相径庭。2001年，卡尔贝格（Stephen Kalberg）新译的《新教》英译本出版。为避免此前的误读，译者干脆将韦伯1920年文集序言作为附录放到最后（但中译本则又将序言重新调回到正文的前面）。2002年，贝埃（Peter Baehr）与韦尔斯（Gordon Wells）合作翻译的《新教》最初版本由企鹅出版社出版。两位译者专门就《新教》的1905年与1920年两个版本的差异做了长篇讨论（参阅Baehr and Wells, “Addendum on the 1905 and 1920 Versions of the Protestant Ethic,” in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2, pp.xxxiii-lxiii）。
这个译本也将1920年绪论作为附录放到最后。

彼得·贝埃与戈登·韦尔斯合作翻译的《新教》最初版本

哈特穆特·莱曼和京特·罗特编《韦伯的新教伦理：由来、根据和背景》
1920年版序言的错置所引致的“跑偏”只是误读的一个原因。此外，还有很多其他常见的误会。例如，《新教》常被学界习惯性地视作一部社会学经典。这似乎也有其根据。毕竟，韦伯本人在生前将它收入了其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中。然而，事实上在《新教》的初版中完全没有出现过“社会学”这个字眼。就其最初的知识旨趣而言，韦伯的着眼点在于“资本主义精神”这一独特“历史个体”的文化意义及对其进行归因说明。从“禁欲主义新教”到“资本主义精神”，从巴克斯特的灵魂牧引到富兰克林的致富箴言——通过韦伯的妙笔钩沉而浮现出的这一文化史谱系，与其说是揭示了什么“普遍历史法则”（如“理性化”），毋宁说是具体而微地揭示了历史进程（如“理性化”）之内在的“无理性”。就此而言，与其说《新教》是一部“社会学”经典，倒不如说是一部“反社会学”经典更确切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