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放春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理性”的历史与历史的“无理性”(9)

韦伯在研究中显然清楚地意识到这个潜在陷阱，并通过巧妙的历史钩沉避开了这个陷阱。在他的叙事中，固然“禁欲主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都是“理性”的，但新教禁欲主义“孕育”资本主义精神的历史过程则是“无理性”的。后者绝非前者的“目的”；毋宁说，它是个“意外”后果。而且，从宗教革新者们的原初动机（灵魂的救赎、天国的找寻）到其世俗的结果（财富的积累、资本主义“铁笼”），整个历史过程充满了极为悖论（paradoxical）、反讽的（ironic）意味。就此而言，《新教》绝不能说是一部“西方理性主义”在凯歌中前进的胜利史。韦伯夫人玛丽安妮在谈及这部作品背后的“思想家的人格”时曾评论道：“你可以感受到他深深地为‘激荡胸怀’的人类命运的历程所动。他尤其感到震撼的是，一种理念在尘世间的传播中不管在哪里最终都总会走向自己原来意义的反面，并因此而自我毁灭。
”（《韦伯传》，266页）在一定意义上，韦伯勾勒的“精神”史在经验地展示“观念的力量”的同时也写意地呈现了“观念的悲剧”。身处技术与工具理性主导、享乐主义充斥的现代资本主义“铁笼”，他转头回望那早已被人们遗忘的早期 “资本主义精神”，并一路追溯其禁欲主义新教伦理起源。这是关于“理性”和“理性主义”的历史，也是充满反讽、“无理性”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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