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放春读《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理性”的历史与历史的“无理性”(8)

直到全文篇末，韦伯再次重申：现代人如今已经很难理解昔日宗教观念对人们的生活之道、文化以及“国民性”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可以说，韦伯在整个研究中都非常着意保持历史的陌生化。
另一方面，对于现代人而言，历史以及身处历史中的人们又是可理解的。韦伯通过“理性（的）”（des „Rationalen“）这一概念的运用而建立起这一可理解性。只不过，他所谓的“理性”完全跳出了人本主义、启蒙主义的“理性”概念的框框。例如，他认为清教入世禁欲主义伦理具有“理性”性质，世俗的“资本主义精神”亦具有“理性”性质。但是，它们的历史生成与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本主义、十七世纪以来的人本理性主义无关。可以说，此“理性”实非彼“理性”。在1920年修订版中，韦伯曾特别就“理性”问题加写了一个注释：“如果说本篇文章还有一点真知灼见，但愿这点真知灼见能用来说明表面看似简单的‘理性的’这一概念的复杂性。”（1987年版中译本，156页）可以说，一方面韦伯的研究理路在策略上是“理性主义”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在研究中对“理性”“理性主义”以及“理性化”的具体处理则又是“历史主义”的。

《劳特利奇马克斯·韦伯国际手册》
有论者指出，《新教》探讨的核心问题与其说是资本主义，不如说是理性主义。韦伯着重考察的并不是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关联，而是禁欲主义新教与现代理性主义的关联（参阅Peter Ghosh,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in Alan Sica ed. The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n Max Weber, Routledge, 2023, pp.148-149）。的确，韦伯在分析中经常将“禁欲的”与“理性的”联系起来乃至等同起来。从禁欲主义伦理到资本主义精神，贯穿了“理性主义”的线索。然而，仅仅看到这一点仍是不够的。因为，这样的现代性叙事很容易沦为有别于启蒙现代性叙事的另一种目的论（teleological）的“理性化”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