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史︱晚清的影像与中国人形象认知(4)

…各色人纷至沓来。外人在带来侵略的同时，也沟通了摄影技术传入中国的渠道。自此，摄影以不可比拟的、全新的记录手法见证了中国最苦难、最动荡的历史时期。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划为通商口岸。优惠的关税协议吸引了大批外国商人，各国传教士也接踵而来。在日益频繁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19世纪40年代摄影技术也被外人带到了中国。1846年，在广东游历的湖南籍进士周寿昌第一次见到摄影术，对之啧啧称奇：“奇器多，而最奇者有二。一为画小照法。坐人平台上，面东，置一镜。术人从日光中取影，和药少许，涂四围，用镜嵌之，不令泄气。有顷，须眉衣服毕见，神情酷肖，善画者不如。镜不破，影可长留也。取影必辰巳时，必天晴有日。”小照原为中国旧有的名词，指的是画像，但从周寿昌的记载可以看出，他是在借用画小照来称呼照相。19世纪40年代，在惠州任通判的满人福格也提到在广东出现的摄影技术，“近日海国又有用镜照影，涂以药水，铺纸揭印，毛发必具，宛然其人，其法甚秘，其制甚奇”。
从周寿昌、福格两人的描述中看，当时照相技术应该是刚传入中国不久，而且从两人对照相的记载来看，除了惊讶称奇外，并没有什么其他情绪情感反应。

英国著名战地摄影师比托镜头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军中出现了随军摄影师，也叫战地摄影师，他们用镜头记录战争的过程。因为当时摄影技术有限，需要在晴天太阳照射下进行感光摄影，加上相机非常笨重，直接近距离拍摄战争场面不现实，只能拍摄死亡枕藉、满目疮痍的战后场景。所以，在一般中国老百姓眼中，摄影术是伴随着战争传入中国的，在时间上与西方的入侵大致同步。因此，相机和照片在中国人心目中很自然地会和西方强权联系在一起，但此时还不至于引起时人的反感与敌视，只是因为陌生而引起情绪情感上的漠视或不适。1860年，中英在北京皇城内的礼部大堂签订《北京条约》时，英方随军摄影师比托把笨重的照相设备搬到礼部大堂门口，打算用摄像记录这一历史时刻。当时，中方参与签约的礼部主事刘毓楠对照相机没任何概念，他在《清咸丰十年洋兵入京之日记》中写道：“至礼部大堂檐外设一架，上有方木盒，中有镜，覆以红毡，不知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