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史︱晚清的影像与中国人形象认知(7)

19世纪后半期摄影技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表现在干版法摄影逐渐取代了湿版摄影，小型镜箱代替了部分笨重的相机，摄影得以更加便捷和省时。在华外人拍摄的有关中国题材的摄影作品更加丰富，这一时期西方的商业摄影师拍摄了大量中国风情照，以给部分外国报刊杂志做插图，或者结集出版，销量火爆。因为取材的角度问题，还有摄像者或多或少的文化优越感作梗，他们拍摄的内容往往带有程度不同的歧视意味和阴暗色调，这迎合了西方大众猎奇的心理，还在世界范围内展现着一个愚昧、麻木、落后的中国形象。
19世纪末的中国风云激荡，亡国灭种的危机挥之不去，存亡绝续之际爱国志士开始思索国家积贫积弱之因，努力寻求强国御侮之道。戊戌维新是一次政治实践，也是一次思想启蒙。1898年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将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学说译介到中国。他在翻译该书的按语中指出，“人欲图存，必用其才力心思，以与是妨生者为斗”，因为“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中，中国人若不发奋图强，必将难以为继，受控于外人，沦为贱民或奴隶。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又开始了新的探索，并开始转换认识国情的视角，从国人自身的问题来思考中国屡遭失败的原因。1900年梁启超反思变法未竟之因，认为是国人思想中的“客体之位”观念，也就是国人的冷漠与旁观者心态。“旁观者立于客位之意义也，天下事不能有客而无主”，“大抵家国之盛衰兴亡，恒以其家中国中旁观者之有无多少为差。
国人无一旁观者，国虽小而必兴。国人尽为旁观者，国虽大而必亡”，梁启超认为，“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
外人的认识更甚国人，他们认为中国人对国家民族大事漠不关心，中国这个国家没有前途，“以支那之现在而测其将来，可决其必无隆兴之一日。而欲得五十年以上之继续，亦觉戛戛其难，其前途惟有衰灭二字而已……积岁腐瘫，一朝迸裂，欲其不危不可得矣”。外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对先进的中国人是一个深深的刺激。他们在优胜劣汰理论的启发下很自然地将国家的孱弱与国民的陋劣联系在一起，很自然地接受了外人对中国人麻木冷漠的武断评析，很自然地把内忧外患、日暮穷途的晚清政局归因于国人思想的混沌，民族性的缺陷，认为中国要富强，首先要改造国民性。在西方进化论的影响下，出于重铸民族灵魂的热切渴望，一批民族主义者接受了西方兜售过来的中西文明优劣论，在现实的逼拶下，也慢慢接受了西人所讲述的麻木中国人之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