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爱喝酒？(9)

在其他一些麻醉品取代酒精的文化中，我们也发现了类似的模式。在斐济，约翰·谢弗（John Shaver）和理查德·索西斯（Richard Sosis）观察到，喝卡瓦酒最多的人在社区中获得了声望，经常饮酒的人在集体园艺工作中合作最密切。患有卡尼卡尼（kanikani，一种因过度食用卡瓦酒而导致的皮肤病）的男性受到尊重，被视为真正的“村庄男人”，大家信任他们会支持村庄价值观并符合社会期望。两位人类学家认为，这些人由于卡瓦酒的声望而获得的社会和繁衍利益必须超过更明显的生理成本，要知道，这些成本是相当可观的。相反，抑制饮酒或完全避开卡瓦仪式的男人会受到怀疑，并被排斥在许多公共活动之外。
古典学家罗宾·奥斯本（Robin Osborne）对古希腊会饮的思考很好地总结了醉酒的社会功能：
醉酒不仅仅是给了自我快乐从而需要别人容忍的东西。醉酒也揭示了真实的个体，并团结了群体。醉酒的人……正视他们如何安排世界，以及他们在那个世界中属于哪里；那些会战斗和死亡的人，通过敢于让葡萄酒揭示他们是谁以及他们所珍视的东西，共同建立了对彼此的信任。
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我们可以理解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对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苹果在早期美国社会中的作用的评论：“如果土地只生产有用的玉米和马铃薯，并且打压这种观赏性和社会性的水果，人类将更加孤独，更少朋友，更少支持。”苹果花提供了美、苹果酒和苹果烈酒。除了古板的玉米和土豆的明显用途，爱默生还发现了一种更微妙的美和陶醉功能，对于我们这些社会性的猿类来说，这与面包和土豆同样重要。

柏拉图的《会饮》（Anselm Feuerbach, 18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