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海外传播与接受——以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百年传播为例

后理论时代，中西诗学复调对话，杂语共生。我们要在排除“影响的焦虑”的同时，警惕“强制阐释”和“汉学主义”的滋生。当前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已深刻认识到文学的“汉学研究”必须走向“中国文学研究”，这同样也应引起中国本土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关注。作为中国传统文论集大成之作，《文心雕龙》蕴藉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论话语：既有“文”“气”“情”“味”等含义浑融的元范畴；也有“比兴”“神思”“风骨”“定势”等主题鲜明的命题。这一系列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母体，代表中国传统审美言说方式，并涵括开放性阐释空间的传统文论话语为中国美学如何整体把握审美对象，以及如何建构一种中国式理论形态提供了一个经典范式。然而它们在英语世界近百年的传播历程中，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误读甚至变异。因此，有必要从中国本土语境出发，对其中重要美学范畴及命题的海外译释予以重新体认，检视其中的误读或变异，并从语言、思维、哲学层面澄明此现象背后的深层文化机制，深化中西文论话语理论层面的互通与互识，并为探赜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海外传播进路提供有益镜鉴。

中国传统文论元范畴的英译及其变异
中西文论间跨文化对话作为一种“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最终必然要回归语言交际的实践领域，即通过语言的翻译去开启意义接受的通道。然而因中西文化、思维习惯的差异，名物不同，传实不易，检视中国传统文论范畴在西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经过译者的文化过滤，生发种种驳离于原义的变异，这些变异为“文”的书写垦拓出了全新的阐释空间。这些传译到西方读者眼中的译本，实质上也是一种异化的翻译文论，它们是海外汉学家迂回进入中国文论的产物。这些变异主要呈现三大特征和三种变异策略。
三大特征主要体现在：（1）浅化所指。如黄兆杰译本中多次出现的“harmony”和杨益宪、戴乃迭译本中“art”的反复使用，都是浅化“文”意所指的明显表征。（2）扩大语域。如以“Literature”对译“文”，这里显然是将原语中“骈文和文字”的语域扩大到更为宽泛甚至包含小说和戏剧在内的西方文学范围中。然而无论就“文”的界定还是起源，中国古代的“文”都无法与西方的“Literature（文学）”等量齐观：中国古代的“文”作为一个总义性概念，虽涵盖诗、文、经典、史著等所有用“古文”撰写的文体，但并不包括小说和戏剧这两类文体；此外，中国的“文”不仅源出自然、是自然的最终产物，也是宇宙万物的生成意义。一定程度而言，中国这种经由宇宙掌握“文”和西方基于摹仿论之上，并经由“文”掌握宇宙的起源过程有着本质区别。